個案故事三

我是台灣人，
我想學好中文

「你覺得自己的母語是什麼？」眼前的孩子聽了問題後，只是怔怔地看著前方一語不發，始終沒有回答。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不知道他的答案。

到底什麼才是母語？

朱家賢今年 13 歲，按理來說，他應該就讀國中一年級，但他目前仍是台北市玉成國小五年級學生，因為他的中文程度跟不上其他同學。

朱家賢的母親來自越南，在他 5 歲的時候選擇和台灣籍父親離婚，隨後帶著他返回越南生活。然而，已經領到台灣身分證的母親選擇來往台、越兩地，多半時間待在台灣工作賺錢，好支付孩子在越南的開銷。就這樣，家賢在越南一待就是 7 年，他的越南語越來越流利；而原先在台灣時，母親和他講的台語漸漸被他遺忘了。

「媽媽平常都說什麼話？」
「台語。」
「那跟你呢？都講什麼文？」
「現在都講越南話。」

小學五年級畢業後，因為某個自己也不曉得的理由，朱家賢沒有繼續念越南國中，而是在家待到12 歲，才被母親帶回台灣生活（註）。母子倆在台灣相依為命，但由於母親晚上要上班，實際上兩人能相處的時間不多，他們在台灣也沒有其他親戚朋友，朱家賢少了很多練習中文的機會。

學校提早介入，到校伴讀起成效

朱家賢回憶， 5 歲那年回到越南時，一、兩個月就開始會聽能講，在媽媽和外婆的協助下，學習沒有出現太大的困難。然而，對現在的家賢來說，想重拾忘得差不多的中文，卻沒那麼容易。返台近一年了，朱家賢的中文聽、說仍不流利；他的導師則說，國小五年級的國語課，對他來說仍舊「太難了」。

然而，與其他類似的個案相比，朱家賢仍是幸運的。他還沒入學，學校已開始研討如何幫助他。玉成國小輔導主任黃正鴻表示，朱家賢的戶籍在今（2017）年 1 月遷回台灣後，台北市民政局留意到像他這樣久居越南返台的學童，很可能會有生活適應與語言上的障礙，於是主動通知教育局，讓教育局告知學區內的玉成國小為該生準備因應對策。

「那時候教育局就告訴我們學生的基本狀況，學校先做安置會議，評估學力狀況，看適合幾年級，要不要降轉，確認學力與生活適應狀況後，再看哪個老師來接。等到孩子入學，也會跟他初步討論，先做簡單的國語和數學測驗，之後就看可以為他找哪些資源。」黃正鴻說。

黃正鴻指出，雖然玉成國小也有不少新二代學童，但他們也是第一次處理像朱家賢這樣的狀況，幸好教育局主動告知可以申請語言與生活適應的資源。2017 年 3 月，玉成國小透過教育局媒合，找到賽珍珠基金會提供的「到校伴讀」服務，申請越南語通譯老師陪著朱家賢進行課前預習，甚至直接到課堂上為他即時翻譯老師在講台上所講述的內容，大幅地減低了朱家賢的語言障礙。

朱家賢的導師莊聿嵐觀察發現，雖然朱家賢被安排降級就讀，又因為個性內向，導師常常不曉得他能否聽懂，但她知道朱家賢其實是聰明的孩子，「他就像我們去國外上課，程度上會有落差，但我知道他是聰明的，像數學這種東西，不受語言限制時，他狀態就是ＯＫ的。」莊聿嵐認為，即時通譯可以大幅減低朱家賢的語言障礙，對學生和老師都是很大的助益。

只是，有名通譯老師陪著學生上課，會不會對課堂造成影響呢？莊聿嵐說：「一開始小朋友會不習慣，但時間久了就還好，因為她（通譯）不會干擾別人，只會小小聲和家賢對話，對家賢的幫助很大！」莊聿嵐ㄧ進一步解釋，每名老師在上課時都要盡力顧及每名學生，無法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一個人身上。有時候她知道朱家賢可能只能聽懂 30% ，但因為有通譯可以幫忙，老師就可以把精力公平地分配給其他學生。

新二代學童需求增加，通譯人力吃緊

雖然校方對賽珍珠基金會特別針對跨國銜轉學童所提供的「到校伴讀」服務滿是肯定，對基金會來說，卻是不容易的成果。

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張美茹表示，過去他們一直專注在新移民服務，但對象多半是外籍配偶本身，處理的狀況也是生活和就業問題，服務空間則鎖定在新移民會館和活動外派。然而，在 2015 年時，賽珍珠留意到返國新二代會同時遇到語言和生活障礙，開始將通譯服務擴展到學校去，逐漸演變成今日的到校伴讀，作為跨國銜轉學童的華語補救手段之一。

台北市到校伴讀服務需求成長台北市教育局、民政局、賽珍珠基金會合作推出在校伴學服務，提供外語通譯人員（包含越南、英文、泰文、印尼語）陪伴銜轉學生一起到學校上課。資料來源：賽珍珠基金會張美茹回憶，賽珍珠剛開始提供到校伴讀服務時，政府編列的預算根本不夠，但他們董事長很重視新二代兒童未來，所以寧願自掏腰包也要持續做，結果沒想到需求一直成長，他們直到今天還經常為了調配通譯人力、資源問題頭疼。

張美茹指出，隨著公部門逐步意識到跨國銜轉學童的問題嚴重性，投放更多資源後，現在到校伴讀面臨的最大問題，已經不是經費，而是對於通譯的需求量和服務要求越來越高。

首先是量的問題。目前賽珍珠只有大約 40 名不到的通譯人力，但這些通譯泰半是外籍配偶身份，所以大部分不是兼差，就是志工，還要照顧公婆小孩，無法全職全薪投入。

「像我們有一個泰語通譯媽媽，她平常也要照顧自己小孩，所以我們得特地安排人力送她的小孩去上學，這樣她才能陪別人的小朋友上課。現在變成我們要撥人力去照顧通譯小孩，她們才有辦法提供服務！」談起通譯人力調度問題，張美茹雖是說笑口吻，但聽得出語氣裡暗藏疲憊。

在最喜歡也最拿手的數學課上，朱家賢臉上掛滿笑容。導師說，家賢表現最優秀的科目，就是數學和美勞。

不只翻譯知識，也要翻譯心理狀態

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就是通譯的「難度」增加了。

已經嫁來台灣十幾年的越南配偶曾女香，這兩年來陸續服務過多名跨國銜轉學童，是賽珍珠最資深的通譯之一。她說，在課堂上即席翻譯的難度很高，首先是科目繁多，很多事情她們也不一定聽得懂，所以還得事先預習，第二天才有辦法幫學生翻譯，比過往提供生活協助翻譯還要來得複雜。

「另一個更重要的是還要當他們的心理輔導。」曾女香說，很多跨國新二代都是被家長強迫帶回台灣，但來到陌生環境裡，還可能被降級，或是放進特殊資源班中，心裡難免不平衡，學習上也容易受挫，這時候在學校裡唯一能和他們順暢溝通的通譯，就成了他們最重要的垃圾桶和依靠。

「（學生覺得）上課時沒有同學坐我旁邊，覺得丟臉，要有人陪我，我才能跟同學上課，所以我們來的時候，他全部的不高興，都發在我們身上，也會排斥我們⋯⋯有時候我們在家裡跟子女，覺得溝通很簡單，但跟這小朋友，不知道他們怎麼想，還要上網找資料，看小朋友那個年紀心裡想什麼，所以不只是當通譯或社工，還是心理輔導老師。」

曾女香舉例，曾經有一名越南返台的學童，經常用越南語喃喃自語，但沒人能聽懂他在說什麼。有一次通譯發現，該名學生用越南語說，「今天應該是我的葬禮，我現在應該躺在棺材裡才對」，下課後通譯馬上告訴學校輔導老師，學校才知道學生需要更多的關心。曾女香說，像這樣的情況其實很多，她們提供的通譯服務，往往超出了語言、學業上的輔助，同時也補足了輔導體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