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
華語補救教學？
台灣很多「東南亞新二代」並不是新聞，從統計資料可發現，東南亞配偶子女佔每年台灣新生兒比例，也已從 2004 年的 7.97%，下滑到 2016 年的 2.17%。然而，近一年來包括監察院在內的政府各單位，又開始關注一個新興東南亞新二代議題，就是所謂的「跨國銜轉學生」（註）問題。
許多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是相對經濟弱勢，配偶從東南亞來到台灣後，還得要工作補貼家庭經濟，加上台灣的托育資源稀缺，有些家庭在生育兒女後，會面臨「養不起」或「沒人幫忙帶小孩」的困境。這時，將兒女送回越南、印尼等「母國」扶養，就成了更便宜經濟的選擇。
但當他們在海外成長到一定年紀，卻因為各種原因被送回台灣接受教育時，種種問題就會開始浮現。首當其衝的，就是語言和文化的不適應。這就是「華語補救教學」存在的目的。5% 國中小學生來自越南、印尼教育部統計，2016 學年度共有近 20 萬名外籍配偶子女。扣掉比較沒有語言銜接問題的中國及港澳配偶子女後（77,027人），共有 119,151 名中、小學生的父母來自外國，其中又以越南和印尼藉配偶子女佔最大宗，光是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外籍配偶子女，就佔目前台灣中、小學學生總數 5.3%。
越南資優生返台卻吊車尾，是語言或能力問題？
長年從事新移民服務的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張美茹解釋：「新二代分三塊，一塊是土生土長、一塊是回母國又回來、一塊是繼親家庭 （Step Family）。後兩者在跨文化適應上會比較困難。」通常這樣的家庭有很多狀況，有些父母有婚姻問題，有的是中低收入戶、或是雙薪家庭，無法照顧小孩，需要娘家支持系統幫忙。通常是其中一塊出問題，小孩才會被送回母國。之後送回台灣，也沒有想好配套，回來就是且戰且走。
她以越南籍配偶、新二代為例，指出：「（在台灣生活）再辛苦，也比在越南好。所以她在台灣賺錢，送回越南養，是比較簡單的。很多姐妹離婚後，有身分證或其他手段留在這邊工作，後來有些人會覺得越南的教育可能不如台灣，甚至覺得留在越南沒出息，就把孩子接回台灣，但他們沒有想到孩子回來會有適應問題。」
張美茹以近年接觸跨國銜轉學童的經驗出發分析，有些小朋友回台灣時年紀很小，學習速度快，容易跟上；小學畢業再回來的，就容易遇到適應困難。
她以越南返台學生為例，越南的制度跟學習環境跟台灣都不一樣。越南的設計是小學 5 年，國中 4 年。而有些學生在本來國家都名列前茅，回來台灣卻什麼都聽不懂；加上青少年階段要面對不同的問題，只要適應不好，容易挫折、喪失自信。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長鍾鎮城則說：「這議題最關鍵有兩個，就是語言和認同。目前最大問題還是在語言。學校都用中文授課，一旦你中文不通，無法學習，人際溝通也沒辦法。就像如果今天我們去國外，可能因為語言能力（導致）我們被放在小學一年級，可是我們真實能力是大人啊。」
華語補救需求年年升高
北部地區擁有超過 4 成
外籍新二代國中小學生教育部統計，2016 學年國中、小學外籍新住民子女人數，以北部地區最多，占總體新住民子女 42.2 %，其次為中部地區 28.1%，略多於南部地區的 27.1%。前十行政區，就集中
近全國 15% 外籍國中小學生擁有最多外籍新二代國中小學生的前十名區域分別是中壢區、新莊區、桃園區、板橋區、三重區、平鎮區、鳳山區、 中和區、楊梅區及樹林區。光是這 10 區的外籍新二代學生就有 17,482 人，占全國新二代國中小學生 14.67%。以分佈來看，擁有最多新二代小學生的前十名行政區，有 5 個屬於新北市、 4 個歸桃園市管轄。註：以上資料皆不含中國港澳籍配偶新二代教育部從 2004 年起開始推動「弱勢跨國家庭子女教育輔導計畫」（註），目前隸屬於國教署管轄。
該計畫中的「華語補救課程」，就是為了避免返台新二代出現上述的問題，所以補助學校聘請教師、通譯人員來進行華語補救課程，甚至是課程即時翻譯。根據國教署原民特教組（註）提供的數據，光是在 2016 年，華語補救課程的申請件數就達到 271 件，且幾乎每年件數都在增加，比起 2010 年時成長近 2.4 倍。
但我們實際調查發現，「華語補救課程」並不普及，上述的申請人數實際上可能還遠低於真正的需求數。華語補救申請數 6 年成長 2.4 倍資料來源：教育部
以兩年前從印尼來台的洪金晶為例，她已經在屏東市信義國小就讀兩年，但學校直到最近才為她申請補救教學。根據屏東縣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林意芬說法，當初是社工提醒學校有這樣的服務，校方才去申請。
從吳觀玲和簡雅婕的個案也可看出，就算桃園區擁有高比例的新二代學童，且大成國中也有超過 1/10 的學童具備新二代身份，校方卻直到接受媒體採訪時，才知道有華語補救課程的存在。
張美茹分析，華語補救教學一方面因為推廣不足，許多學校不知道有資源可用；二方面是只能被動由校方提出申請，有需求的家長或學童不能向更高層的教育單位求援，導致很多孩子遇到問題卻求助無門。「現在的狀況就是各顯神通，發生在社會局，就社會局去傷腦筋，問題發生在教育，那就教育局傷腦筋。」
學校最常用的做法，就是先找家長志工來幫忙，之後補救教學資源有沒有申請進來，通常是個問號。張美茹表示，有些學校會把這些學生當作特殊案例，個別想辦法處理就好，「但很多學校集合起來看，就是很多小朋友，並不是少數」，系統性的處理是必要的。
「這些小孩一直都存在，只是看學校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他們需求。需求成長，是因為被正式編列為需求了，以前是從外派撥人力過去。」張美茹分析。
教育部也明白，系統性的處理跨國銜轉學生的問題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委託高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擬定相關的 SOP (標準作業流程），並協助培訓教學師資，今年也陸續召開幾次全國代表會議。
然而，計畫卻沒有預想中的順利。計畫主持人華語所所長鍾鎮城感嘆，今年 9 月，國教署邀集 22 縣市代表到國教署開會，只有少數縣市由教育局派人來，其他大部分都放在新住民業務裡，還有不少人完全沒聽過這個議題。有些縣市還說他們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不需要相關的資源，「但他們有些老師都已經打到我這邊來尋求協助了！他說沒有問題，是因為沒有窗口，老師求助無門。」
教育部國教署原特組組長蔡志明也坦言，確實有些縣市督導不足，學校過去也因為家長有資訊落差，或是沒有主動爭取權益，本身也變得被動消極；「講白一點，過去比較不重視（新住民子女權益），所以現在要讓所有新住民家長知道他有這個權利，去督促學校申請。」蔡志明說。
蔡志明指出，雖然各單位漸漸開始注重華語補救教學問題，但過去多數地方教育體系都沒有專責新住民事務的角色。所以國教署從 2016 年 7 月開始，開放各縣市教育局處申請專職人力處理新住民、新二代相關議題。然而，蔡志明語氣無奈地說：「但還是有縣市不申請啊，他們說沒有需求。我們也只能繼續宣導推廣。」
跨部會主動出擊，才能降低潛在風險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台灣到底有多少跨國銜轉學童？有多少學童有華語補救的需求？
答案是沒有人知道。
我們可以從戶政司的統計資料中，知道台灣有多少外籍配偶，也能得知這些外籍配偶生育了多少新二代，各縣市會知道自己有多少新移民、新二代人口。然而，基於國民（假如選擇入台灣籍）的平等原則，所有新二代的身份並不會特別註記。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光從一個人的身分證和護照，得知一個人是否是「新二代」，只能從親屬關係去推斷。但假如一名新二代長期待在海外，多年後返台，在移民署的資料中，他只會被視為一般國民入出境，而不是一名「返台新二代」。
但教育體系在學生建立學籍時，會要求學生填寫一份基本資料，回報是否具備新二代身份，教育單位就能夠掌握有多少新二代學童。
假如一名新二代學童從來沒有進入過國教系統，教育體系就不會知道他們的存在；而戶政司不會知道新二代長期出國（除非移除戶籍），移民署甚至不知道出國、返國的是新二代。但假設這三個單位能夠針對「長居海外的移民新二代學齡兒童」合作追蹤，當這些新二代返台，準備進入教育體系時，有華語補救需求的學童和家長，就不需要被動等待，而是讓中央主動通報學校，提早做好準備。
蔡志明透露，目前教育部已開始評估，未來可能讓全國學生學籍資料庫與移民署資料庫做介接，再搭配強迫入學條例處理，如果有該入學而未入學並出國居住的，就會將其列入跨國銜轉學童的可能名單，如此一來，教育單位就能對跨國銜轉學童採取更主動的姿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