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進一步分析開戰後一週內發布、約一千篇的事實查核報告,並人工找到該報告提及的假訊息原文,記錄其發布時間和影響力,發現「親俄」的假訊息影響力不容小覷。
無論是開戰前或開戰後,內容描述「戰爭現況」的假訊息數量都是最多的,但主題略有不同。
在 2 月 24 日以前,由於俄烏關係緊張,有許多「宣稱戰爭已經開打」的假訊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戰爭現場」的假訊息中,有蠻多內容刻意詆毀烏克蘭軍隊,或是宣稱烏克蘭是先攻擊的一方,試圖為俄軍出兵建立正當性。
例如 2 月 18 日開始在 Telegram 流傳的影片,聲稱說波蘭語的「破壞者」計劃展開攻擊,地點在烏克蘭東部與俄羅斯接壤、目前被親俄武裝份子佔領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這個訊息後來被荷蘭調查新聞媒體 Bellingcat 的記者破解。他們從影片的描述資料(metadata)發現,影片拍攝的時間是發布日的 10 天前,還被額外剪接過。事實上,影像來自 2010 年芬蘭軍隊訓練的影片。
或是 1 月 22 日就有影片拍下烏克蘭軍隊的裝甲車衝過平民區的路障,並在 TikTok 上流傳,說是現在發生的戰爭場景。但這則影片最早在 2014 年就被發布。
雖然目前還未有明確證據確認上述的假訊息來源,但俄羅斯近年都採用類似的模式在攻擊烏克蘭。吳宗翰曾提及,「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情報部門也觀察到,俄國官媒與其代理人網頁在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1 月間發表了大量的反烏克蘭與反美的言論,光是在 1 月就達 800 篇以上」。
吳宗翰也提到俄羅斯的「栽贓行動」(false-flag operation):1 月中旬,美國曾經指出俄國正透過安排特工人員進入烏克蘭東部,準備在當地自導自演,偽裝成烏克蘭部隊,並攻擊支持分離主義的親俄部隊或說俄語人士,再以出兵保護的名目入侵烏克蘭。
在開戰之後流傳的假訊息內容,反而和開戰前的假訊息不同,沒有那麼強的「目的性」,大多都是挪用不相干的照片或影片,卻稱其為戰爭現況。
常被挪用的事件是其他戰爭(如敘利亞戰爭、阿富汗戰爭)、軍事演習、戰爭遊戲畫面、爆炸(如中國天津爆炸案、貝魯特爆炸案)、社會運動或抗議事件等等。在孟加拉,甚至有人將跨年慶祝煙火的影片指涉是正在進行的戰爭。 若更細緻地切分假訊息發生的時間點,可以發現「官方機構的作為」(以政府官方名義發布訊息,並與實際戰況或策略有關)、「國際支持」(各國立場、物資救援)、「名人宣稱或相關活動」、「戰爭衍生的事件」這四個主題的假訊息無論戰前、戰後都有流傳,其餘則有較特定出現的時間點。
「戰爭現況」類的假訊息則在開戰後,乘著人們對於即時資訊的渴望,大量流傳。值得注意的是,緊接著出現的是「戰爭其實不嚴重」的假訊息。
這類假訊息透過攻擊媒體作假、烏克蘭官方捏造戰況影片來影射戰爭沒那麼嚴重。
另一個流傳甚廣的假訊息聲稱媒體畫面拍到烏克蘭滿地屍袋,但其中一個死者居然在媒體報導畫面中醒來調整屍袋,暗示烏克蘭正在造假自己的傷亡情形。事實上,這是一個在維也納的抗議活動,該組織讓 49 個人穿著屍袋躺在地上,抗議政府對於氣候政策束手無策。 雖然根據我們先前的分析,社群平臺上「挺烏」的輿論聲量比較大,但若單看假訊息,這類「戰爭其實不嚴重」、降低烏克蘭可信度的假訊息影響力不容小覷。 我們計算查核報告提到的假訊息原文的按讚數、瀏覽數、留言數、轉貼數等資料,發現「戰爭其實不嚴重」主題的影響力僅次於「官方機構的作為」(此類主要是隨著戰情發展,俄羅斯官方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關注),例如在敘利亞地區 Facebook 流傳的「屍袋移動」影片,瀏覽數超過了 896 萬次。
這類的假訊息蘊含著反戰的呼籲,常獲得大量的關注跟分享。相較於影響戰況,這類假訊息相對沒有那麼多惡意,但來自哥倫比亞查核組織 Colombiacheck 的古鐵雷斯(Jeanfreddy Gutiérrez)接受採訪時,認為「從來沒有無辜或無害的假訊息。」
他表示,這些訊息在很多小型或另類新聞媒體、臉書、新聞甚至娛樂群組裡的傳播,會帶給大眾更大的困惑,不知道什麼可以相信、或感到害怕,也會不斷加強「我們正在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感受。
從這些事實查核報告提及的假訊息傳播平台可以發現,Facebook 仍為最大的假訊息傳播地;相較於上次 COVID-19 的集體查核,TikTok 則成為新興的謠言溫床;而「媒體」作為假訊息的傳播者排名第三,也值得關注。
除了俄羅斯官方與官媒散佈的假訊息以外,大多數媒體散播的假訊息來自烏克蘭官方。如「基輔幽靈」和「蛇島烈士」 ,烏克蘭官方透過這類訊息鼓舞人民的士氣,也獲得國際支持。
在事實查核前線的古鐵雷斯認為,「(烏克蘭官方發假訊息)不是必須,但可以理解⋯⋯」而丹麥事實查核組織 tjekdet 主編赫丁(Thomas Hedin)則認為,「戰爭中使用假訊息並不是新工具。所以,戰爭雙方都使用假訊息來攻擊對方不足為奇。但我們從烏克蘭方面看到的假訊息少得多。」 紐約時報的報導中,撰文記者強調,烏克蘭傳播的內容跟俄羅斯傳播的假訊息不同,俄羅斯是毫無根據、企圖合法化戰爭謊言;報導中的軍事專家也認為,作為戰爭的一部分,烏克蘭必然要持續對外傳播這些訊息,以鼓舞士氣、激勵民心,以求獲得國際的支持。 「作為事實查核組織,查證這些傳言的時候很容易被貼標籤。」陳慧敏提到,有讀者會認為查證烏克蘭官方發的假訊息是為了「挺俄羅斯」,「但我們有更多文章在討論國際如何蒐集俄羅斯造假的證據,這時又會被問你是不是要挺烏克蘭。」她苦笑。
「我以 OSINT 社群的工作為例,他們雖然是基於對烏克蘭的關心才做查證工作,但不代表他們要幫烏克蘭擦脂抹粉。」陳慧敏舉例,假設地上有彈坑,彈坑炸死了人,就戰爭策略上彼此肯定都會咬定是對方做的,「這時候就會需要有獨立第三方的團隊去調查真相,透過各種技術或證據找出實際是誰做的,未來就可以在國際法庭上成為堅實的證據。」
「媒體的角色也是如此,我們都要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不是因為我們同情烏克蘭,所以烏克蘭發假訊息沒有關係。」陳慧敏說。
我們同時追蹤了這些被查核的假訊息後續被處理的狀況。從資料中可發現,除了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以外,其他未作任何處理的假訊息都超過一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 Twitter 首次使用 IFCN 的事實查核報告資料。過去,Twitter 雖然會在錯假訊息上標註警語,並停權有明確協同性造假事實的使用者,但由誰來做事實查核、事實查核的準則都未明。而 Twitter 此次在俄烏戰爭中有取得 IFCN 事實查核資料表單的權限,但經過我們的追蹤,發現仍有高達 70% 的訊息未作任何處理。
而 Facebook 是這些社群平臺中,唯一一個直接與事實查核組織合作的平臺。當事實查核組織通報了錯假訊息,Facebook 會將此貼文標上警語,並降低該貼文的觸擊率。它的處理狀態明顯比其他平臺好,但仍有超過 20% 的訊息沒有被標上警語或做其他處理。我們發現,這類未處理的假訊息大多來自印度和孟加拉。
古鐵雷斯認為,其他社群因應假訊息的策略雖然沒有 Facebook 這麼完善,但 Facebook 還是假訊息流竄最嚴重的地方,因為在大多數國家,Facebook 還是主要傳遞訊息的平臺。
陳慧敏認為,假訊息的流傳反映了社會的需求。只要民眾對於資訊的需求有空白,假訊息就會趁虛而入。也因此,同樣的假訊息在全世界流傳的方式有相似也有不同。
古鐵雷斯分享哥倫比亞的狀況。當地 3 月中旬舉行總統候選人初選,這些戰爭成為拿來攻擊候選人的素材。古鐵雷斯提到,哥倫比亞長期由右派執政,過去 60 年來第一次有機會成為總統的左翼候選人古斯塔沃・裴卓(Gustavo Petro),就被很多假訊息影射是極端的左派,「現在甚至說他是俄羅斯的好朋友。」
在丹麥的赫丁則分享,假訊息會使用很多「個人故事」來增加可信度,且大多劍指西方媒體報假新聞,例如「我人在烏克蘭,西方媒體在撒謊」、「我從一個親戚那裡聽說,他們的城鎮沒有看到任何士兵,西方媒體在撒謊」等等。赫丁也觀察到 COVID-19 的陰謀論者開始傳播戰爭的假訊息。
在臺灣,除了中國因素,陳慧敏認為「對媒體的攻擊」主題的假訊息對臺灣社會特別有殺傷力。
「俄羅斯媒體長期耕耘這個議題,假訊息做得非常精巧。站在我們的角度看中文世界的假訊息,尤其是臺灣,臺灣較少國際路線的記者,比較多是國際編譯組,通常只有專題採訪才會去跟國際打交道,沒有戰地記者、或是駐地的外派記者。」陳慧敏指出,「對臺灣最大的危機就是我們沒有好的國際新聞。當不實的訊息進來,缺乏好的、可信的、貼近第一手的資訊管道,臺灣媒體就會仰賴編譯。」
「但所謂的編譯來源又是西方的主流媒體、國際通訊社,或是中國媒體。俄國媒體用了很多精巧的假訊息,很挑戰一個媒體的查核能力,也很挑戰編譯團隊對於查核的判斷。這是臺灣會很不小心地引用到俄國官員、俄國媒體看法的原因,是很大的資訊真空。」陳慧敏說。
她指出,這次戰爭第一波流進中文世界的假訊息主要是挪用其他影片,移花接木為俄烏戰爭的現場;第二波,則開始攻擊媒體的可信度,刻意把真的照片說的是假的,或是大力攻擊媒體搶快使用的錯誤影片,用查核組織的報告去打臉媒體,「尤其臺灣沒有自己培養記者,仰賴其他國家的新聞,這類的傳言殺傷力就非常大。」
戰爭期間,戰場現況時時刻刻都在變化,資訊的完整程度有時也會被作為兩方交戰的籌碼。而人性使然,一般民眾對於資訊的需求又高於往常,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戰爭時的假訊息?
例如 Bellingcat 先前從衛星影像發現有超過 400 台坦克接近基輔,他不確定是否應該揭露這個消息;他最後仍然決定發布該資訊。可想而知的是,坦克車隊停住了,他的警告因此沒有發生。
「在戰爭的緊急時刻,你很難只是純粹當一個記者⋯⋯你要決定自己的界線,然後據此行動。」格羅澤夫說,「這些(是否揭露資訊的)選擇都是伴隨風險的,對此我沒有答案。」
陳慧敏也分享,雖然有各國查核組織的幫助,許多重複的假訊息可以很快地「破案」,但同時也會有「總統逃走了」、「總統偷偷打電話出國」這種很難第一時間闢謠的訊息,因為它需要縝密的求證,但在查證的時間差裡,可能就有人相信了。
「從造謠者的手法來看,你會看到它同時在丟各種訊息,一下是真的、一下是假的,到後來大家會認知疲勞,這就是他的目的,讓你放棄關心。」陳慧敏提到。
之前的 COVID-19 疫情就曾發生類似的事情,陳慧敏說,「當我們同時呼籲太多東西是假的,有假公文、假錄音、健康闢謠文、假冠名⋯⋯當這類訊息瞬間太多的時候,大家很容易覺得很疲勞,會下意識地覺得什麼東西都是假的,而不再關心。但這又是每分每秒都在變化的關鍵時刻。」
陳慧敏建議,在時局變化很大的時候,更需要建立專屬於自己的「信任圈」,「你要建立自己的消息來源,針對這個事件,我從哪些管道得到的訊息會比較可信、比較準確、比較可以信任。」
尤其俄烏戰爭這類大事件,臺灣作為旁觀者,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測試消息來源的正確性。「信任圈」一旦建立起來,就能在混亂的時局中站穩腳步。
陳慧敏說,「(造謠者)的圈套就是讓你感到一頭霧水然後放棄。只有我們對真實感到好奇,願意去追問,才能走出這個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