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臺灣媒體報導、從中國國台辦新聞稿,都無法找到歷年完整出團的交流團名單(別說歷年,連一年的一個暑假都找不全)。由於臺灣現行的法規沒有規定民間交流需要報備登記,因此不管是陸委會或教育部,都沒有對民間交流團建檔。
教育部擁有的只有與中國大學簽訂校際書約的臺灣大專院校名單,但由於個資因素無法提供清單,僅能提供數量。只有數量還是不夠,因為「簽訂校際書約成為姐妹校」不等於「舉辦校際交流團」。不能做出「 A 校與 10 所中國大學結為姐妹校,因此 A 校一年有 10 個中國交流團」這種推論。
為了更有組織的進行研究,我到國家圖書館參考研究兩岸青年交流的論文(打個廣告,國圖申辦閱覽證只要十分鐘,可以和悠遊卡結合非常方便!)其中研究生黃彥穎使用不同關鍵字如「兩岸」、「論壇」、「學生」、「交流」,設定時間區間,在網路上廣泛搜尋,共找到 3385 篇相關報導,清查後得到載明參加人數與內容的 119 筆資料,分析這 119 筆交流團的內容,算是最接近資料新聞的研究法。
但由於網路搜尋仍是掛一漏萬,當時我們想要盡量完整且全面的資料,因此從另一篇論文提到的「75 所中國教育部直屬大學」著手。由於中國政府對教育部的控制、教育部對大學的控制是很明確的,因此研究與中國政府關係最密切的 75 所大學,應該可以從中看出一些端倪。我就抱著「滿懷期待但不知道結果會如何」的心情,開始清資料。
由於各大學列出姐妹校的網站欄位不同,無法寫一個爬蟲程式來幫忙抓下來(工程師:「等研究完 75 個學校的爬蟲,你應該已經手動抓完了。」)於是我只好土法煉鋼,拜訪一間間大學的網站,從東北到廣州,進行了一場為期數天的「網上遊覽中國」之旅。
但建檔的過程不是很順利,一般來說,臺灣姐妹校的資訊會歸到校方「國際交流」之「港澳台辦公室」底下,但有些學校的網站建置不全,港澳台辦公室點選進去是壞掉的頁面,我曾嘗試打國際電話、寫郵件(還不能用 gmail 不然他們打不開)去詢問校方,但不是信件石沉大海就是電話被無限轉接,因此只能盡力收集,但無法得到正確且完整的清單。
拜訪完這 75 所學校後,再從中找出與最多中國重點大學締結姐妹校的是哪些臺灣學校。我們選了與超過 20 所中國學校締約的臺灣學校共 18 所,再一一去看這 18 所學校的中國姐妹校與世界其他國家姐妹校的比例。
天津大學網站上的姐妹校名單。 對比中國校方的網站各種壞掉,臺灣學校的資料相對容易查找,但還是花了近一週的時間。臺灣的資料清出來後,我們發現 4 所學校的中國姐妹校佔比明顯高出他校許多,去信校方想進一步採訪,但都被禮貌地婉拒(原資料中有 5 所學校,由於抓取錯誤資料導致算錯東華大學的中國姐妹校比例,在此再次向東華大學致歉)。
經過茫茫報導海中搜尋不出完整交流團清單的困境,我們決定從把野心縮小、把資料範圍縮小,從這幾間臺灣學校 2019 年暑期交流團的數量著手,希望能從一個暑假看出一些端倪,因此得出報導中「一個暑假就有破百交流團赴中國」的結論。
報導上線後,有讀者回饋自己清查世新大學的姐妹校,發現世新的中國姐妹校佔比超過 50%,質疑為何本專題沒有將世新大學納入。這邊提供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查找各校交流團時,發現許多沒有在 75 所中國教育部直屬高校名單中的大學、私立大學、管理學院⋯⋯等等,這些學校也有與臺灣學校簽訂姐妹校,可能是因為資料的起點是 75 所直屬大學,因此排除了名單外也與臺灣有所交流的學校。
找到曾參加過的受訪者不是難事,在線上問卷的最後,我們留下空間讓有意願受訪的讀者留下聯繫方式,透過這個途徑,我找到了在不同年齡參加不同類型交流團的十多位受訪者,非常感謝願意與我分享參團經驗的讀者們。
但我不只是想從獵奇、揭秘的角度來做這個專題。除了受訪著鮮活生猛的經歷之外,主辦單位如何回應是很重要的平衡。但在聯繫主辦單位時,卻處處碰壁。檯面上舉辦交流團的幾個知名機構,在我表明來意約訪時,都委婉地以「不方便」、「要辦寒假活動很忙」為由拒絕。幾位常在媒體上曝光的交流團領隊,要不是電話打不通,就是訊息已讀不回。
在訪談過程中,我得知有大學教授會以個人名義帶學生去中國交流,這種「私人團」不是透過公開招募,而是要上過老師開的課程,或經由介紹人推薦,或加入某些私人社團,才有報名資格。我採訪了參加過私人團的團員,聯繫上該名帶團老師,老師原本答應受訪,卻在訪問前一天晚上 9 點多打電話給我,表示由於選舉將近,這個話題很敏感,很客氣但堅定地拒絕了我的採訪。
淡江大學的兩岸關係學者沈明室老師建議,要從交流團背後的中國組織方探討,才能看出交流團與統戰的關係。
在網路上輸入特定交流團的團名(簡體字更好檢索),中國媒體的報導幾乎都會提到中方有哪些來賓,省市級的台辦官員多會參與。有些報導會明確指出活動的中國主辦方是誰,有些則不然。沒有提到主辦方的活動,就算台辦官員參與開閉幕式,也不能貿然推論活動就是由台辦主辦,因此在描述涉入組織時,我查找了非常多同類型的活動,有明確點出主辦方的才會納入,但也寫得保守,僅說「至少有這幾種組織涉入」。
從網路上搜尋新聞稿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中方把交流統戰當作一種宣傳,地方官媒、中央官媒會大量且制式化的報導臺灣去的交流團。臺灣方面則相對低調許多,甚至有些交流團給人一種「不想讓人知道」的感覺。
越是深入研究交流團,越發現其中的盤根錯節,好似冰山一般,只能窺見露出表面的部分,底下有什麼、有多深,沒有辦法透過資料或證據來了解。
研究資訊戰的臺北大學沈伯洋老師表示,他的研究團隊正在建立「中國代理人」的名單——哪些臺灣人在幫中國做事、怎麼做,都正在研究,但怕名單公佈後打草驚蛇,因此不能透露資料。綜合老師對研究資料的考量與本次製作專題遇到的困難,讓我感受到「有什麼事在發生」,但又很難透過資料或實質證據,明確點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誰在做這些事」。
胡適有句名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在這個題目的處理上,我想反問,難道沒有證據就不能說話?如果不說話,是否會錯過能防患未然或建立對話空間的時機?報導希望能呈現出交流團的多種形式與交流團員的心得,增進更多人交流團的認識,提供更豐富的討論素材。
這個題目是我被指定研究的,但巧合的是,大學時期,我參加過 3 次交流團,從河北壩上草原到江南水鄉,說是走遍大江南北也不為過。和許多問卷受訪者的答案一樣,為什麼想去參加中國交流團?因為便宜!不到兩萬塊的團費可以坐到視野最好的位置,看張藝謀設計的大型實景秀「印象西湖」;可以不用排隊就到紹興最有名的酒館喝黃酒。
與中國實習生同事攝於北京清華大學。 因為想去非本科系的公司實習而在臺灣處處碰壁時,為我敞開機會的是北京的實習單位,兩個月的暑期實習,我進到中國最頂尖的相關科系學生才能去的機構(而且他們要自掏腰包付「實習費」,參與實習計畫的臺生不用付錢),一些金融背景的實習生進到中國銀行等國營企業,每天穿著套裝擠地鐵一號線,當時的我們,住在「北漂」們大多無力負擔租金的精華地段,過著想像中光鮮亮麗的「北京上班族」的生活。
有一天,我們被要求穿著很醜的活動 T-shirt,被帶人民大會堂,大廳的氣派已經夠令人震懾,更令人震懾的是,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本人現身跟我們「聊天」!我與胡錦濤的距離不到一公尺,在媒體的簇擁之下,閃光燈閃個不停。
胡錦濤離場後,我們被帶到禮堂「看表演」,上台表演的來賓竟然有周杰倫!當時我們心中嘀咕:「我們不就是來實習嗎,這些活動也太⋯⋯太高級了吧!」高級到讓我們心裡不安,雖然是貪小便宜的大學生,但也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的意識,太過高規格的招待與特權,反而加深了我們對中國政府、對主辦方的戒心。後來這場活動被中國媒體大力報導,我們才知道這是「兩岸萬名青年大交流主題聯歡活動」的一環。
主辦方在其他的週末會幫實習生安排活動,指定實習生分組去拜訪一些中國知名老學者。有一個學者住在「木樨地站」附近,木樨地是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示威者傷亡最慘重的地點之一。當時要去木樨地的實習生們會私下討論,但到了學者的家沒有人敢提木樨地的往事。雖然已經感受到中國的言論管制與防火長城的不便,但當時的我,還是對中國生活留下不錯的印象,也結交了一些中國朋友。所以隔年,想再次跨領域的我,又去參加了兩岸青年創業比賽,在 IBM 的高樓總部上課時,我總是分神地俯看著奧林匹克公園的鳥巢場館。
和報導中採訪的漢娜的經歷類似,中國提供的實習、競賽機會,是相對沒有背景的臺灣學生能夠降低進入門檻的捷徑之一。而印在履歷上的中國頂級企業實習經驗,對於新鮮人來說,加分效果還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