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代的難題

台灣很多「東南亞新二代」已經不是新聞,近年來政府單位開始關注的新面向,是所謂的「跨國銜轉學生」問題。
由於台灣托育資源稀缺,物價高昂,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又經常是經濟弱勢,許多家長選擇將年幼子女送回越南、印尼等國撫養,等孩子年紀稍長再返台受教育。只是這些家長們通常沒料到,孩子會因為語言與文化隔閡,導致在學校裡格格不入的狀況⋯⋯

個案故事一

聽不懂放假的
小學生

她叫洪金晶,今年 9 歲,從印尼回來台灣兩年多了,卻仍不太會說中文;至少,在我們三次的拜訪中,幾乎沒有聽她說過中文。

鴨子聽雷,連「放假」也聽不懂

洪金晶(Jin Jin,印尼語「戒指」之意)的父親洪玉華是台灣人,在印尼北蘇拉威西省的美娜多(Manado)待了 22 年,主業是修理漁船。他在當地娶了印尼妻子,陸續生了四名兒女。幾年前,台灣的漁船不再往返印尼,洪玉華最大的客源沒了,生意做不下去,只得在 2014 年 10 月返台。

當時,洪家人連身分證件都還沒辦妥,所以孩子們連學校也沒去,終日躲在屏東家中無事可做。很長一段時間,連洪玉華都沒有工作,只靠洪太太到夜市打工賺錢養家。現在洪玉華與 17 歲的長子、12 歲的次子,還有 9 歲的金晶一起生活,洪太太則和長女留在印尼,沒有再來台灣。

洪家人僅以印尼語溝通,家中幾乎不講中文,目前留在台灣的三名孩子,幾乎只靠英文與外界溝通。有一段時間,洪玉華將洪金晶與正在唸國中的次子送到安親班,期待他們能藉機學習中文,「但老師又沒有在教,他們兩個在那邊也沒辦法和別人講話交朋友」,導致學習成效不好。耗了 6 個月,洪金晶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次子則因為和其他孩子的年齡差距太大,格格不入,很快就決定不去了。

後來,洪金晶進入屏東市信義國小就讀,次子則前往至正國中,兩人的中文程度仍像一張白紙。現在,兩人一個唸小學三年級,一個唸國二,中文無論聽說讀寫,都沒有比入學時好上多少。洪玉華坦言,說不定現在洪金晶的程度還比哥哥好。

洪玉華說,雖然洪金晶和其他孩子一樣每天上學,但能聽懂的話非常少,只能讓她當作去學校「玩」。「老師叫要她開門她也聽不懂⋯⋯還有一次說隔天放假不用到學校,她連『放假』也聽不懂,第二天還到學校去⋯⋯哎⋯⋯。」

依賴英文與印尼文,中文難有成長

信義國小教務主任許明珠表示,雖然去年學校曾嘗試為洪金晶申請教育部的華語補救教學,尋找適當的通譯師資或補助,但當時她還不是主任,也不曉得究竟哪裡出了問題,一直沒有申請成功。

後來,學校中的一位印尼志工「故事媽媽」,將洪金晶的案例透過臉書介紹給鄰近的印尼新移民,輾轉找來幾位有熱誠,而且能說流利中文、印尼語的志工媽媽,利用每天早自習時間半小時的「補習」課程,用印尼語幫洪金晶解釋老師上課的內容。

今年 9 月才開始幫洪金晶「補習」的印尼新移民 Lily 表示,相處大約一個月的時間以來,她也不能確定洪金晶是否真的理解她教授的內容。「我說妳是聽懂嗎?她都笑笑帶過⋯⋯我不敢確定。」

「她好像有點害羞。比如我說妳用中文跟我解釋這個東西,她就要想很久。她跟我還沒有用中文聊,都用印尼文。跟她講印尼文她才懂,我說那妳用中文解釋看看,她就安靜了,都不講。」Lily 表示,洪金晶在家中都用印尼文與家人溝通,在學校和同學之間則用英文,如果一直抗拒使用中文,語言很難進步。

許明珠則觀察,過去洪金晶的老師就曾反應她不喜歡使用中文回答,雖然現在注音符號的認讀、中文拼寫還可以,但嚴重缺乏生活語言能力,這方面不只家庭需要一起幫忙,學校也正在申請華語補救資源,期待她未來在學校能儘速跟上其他同學。

不能只靠志工的愛心解決問題

屏東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林意芬表示,學校雖然很努力地透過非正式管道,為洪金晶找到志工媽媽來幫忙這些返國新二代,但這些新移民媽媽畢竟只是「志工」,愛心不能被濫用,否則她們大可將時間拿去做其他能賺錢的工作,志工模式不能成為常態。

林意芬也提到,過去幾年有不少新移民將孩子送回越南、印尼等國扶養,等到一定年紀後再送回台灣受教育,「(像金晶)這樣的孩子會越來越多,需要一套有系統的方式來幫助他們。」

這個學期開始,信義國小找來兩名能說印尼語的外籍配偶,輪流到校為洪金晶進行半小時的特別輔導。

番外篇:金晶的哥哥怎麼辦?

信義國小教師洪毓儀表示,洪金晶的哥哥洪明星剛回台灣時,雖然已是唸國中的年紀,但因為他完全不會說中文,被安排到小學六年級就讀。洪明星當時是到低年級「跑班」,什麼班級上國語課,他就跟著去,後來學校發現效果不佳,就停止了這樣的安排。

「但我聽他的導師說,他(洪明星)常常上課就是趴在後面睡覺,因為他覺得聽不懂無聊,但他就是很乖。」洪毓儀說,洪明星的個性內向,和其他同學的互動並不多,但大家都曉得他的狀況特殊,所以學校師生都對他很好,他也因此喜歡待在學校中,「可是經常就像遊魂一樣,不說話,不過臉上總帶著笑容。」

洪玉華曾說,洪明星看起來很喜歡到學校上課,但中文程度不知為何一直沒有進步。洪毓儀則說,洪明星沒有其他人的協助,到學校又沒有具體目標,即便每天帶著課本,卻無法真的學習到東西。「後來他升上國中,我就不清楚他狀況了⋯⋯但這樣的孩子真的很需要追蹤。」洪毓儀強調。

洪毓儀表示,其他學校老師也曾向她反應,遇到越來越多像洪金晶、洪明星這樣的個案,大家也都感到非常苦惱,不知如何幫助他們。她感嘆地說:「教育不能說小朋友來這邊安全就好,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學習的場域,還是要讓他們能有所收穫,至少語言要學會,基本生活能力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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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作文吳觀玲

個案故事二

跨國新二代的
兩人三腳大作戰

推開會議室大門,走進來的是一對緊牽著手的國三少女。其中一人活潑健談,一人則文靜內向,說她緊張得不知道該對來訪的記者說些什麼。她們時而牽手,時而擁抱,更多的則是面對提問時的相視而笑;像是一對緊緊相依卻又彼此互補的形體。

她們的名字是簡雅婕(化名)與吳觀玲,也是多數台灣人口中的「移民新二代」。

兩地流離成長,意外擁有三語優勢

簡雅婕個性活潑,會彈烏克麗麗也愛跳街舞,開朗得看不出身世有絲毫的坎坷。母親來自越南,父親則是道地台灣郎,小學三年級那年,她的父母開始不停爭吵;興許是不希望孩子夾在兩人之間影響她的學習成長,父母決定將她送回越南,交由外婆扶養。

剛回越南時,簡雅婕一句越南話也不會說,被降轉回小學一年級,從頭學起。當時主要是由已上大學的表姐陪她上課,直接解釋老師講授的內容給她聽,才有辦法逐漸學會越南語的聽說讀寫。此外,由於簡雅婕所就讀的學校,有半天採用英語授課,也讓她從小就學會流利英文。

然而,正當簡雅婕的語言和學習才剛上軌道,開始要融入越南社會時,留在台灣的母親卻在離婚後罹患憂鬱症,亟需她的陪伴。於是,簡雅婕在小學五年級那年返台,再度學習如何融入台灣校園。

「剛回來的時候,(中文)聽跟說都還可以,主要是讀寫忘得差不多了,會比較跟不上。」簡雅婕回憶,當時學校每天都為她安排課後輔導,也有非常要好的同學陪她一起讀書,才讓她在僅僅一年的時間內,就慢慢跟上其他同學的程度。

簡雅婕的成長經歷,也意外影響了另一名孩子的命運。她說,升上國二那年,學校的老師告訴她,有名完全不會說中文的女孩剛從越南回來,需要人幫忙,問她是否願意;「我就說好啊⋯⋯因為她的狀況,讓我想起小時候的我。」簡雅婕說。

將心比心,新二代充當通譯小老師

遇上簡雅婕的吳觀玲,在有語言適應問題的返國新二代裡,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她不用在陌生的環境中獨自摸索。

吳觀玲的父親是越南華僑,母親則是越南人,在台灣生下她,不久後就回到越南生活。 2015 年,吳觀玲的父母看上台灣工地的「高薪」,毅然決定帶著她和外婆及兩名年幼的妹妹回到離開許久的桃園定居。吳觀玲的家中主要以越南語和粵語溝通,導致她剛回到台灣時,不但聽不懂學校老師和同學的話語,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也有困難。

幸運的是,桃園市大成國中的老師們留意到吳觀玲的狀況,所以在編班時,特地將她安排到簡雅婕的班上,讓她隨時有位「通譯小老師」可以請教。

「那個時候我們還設計小遊戲讓她學注音,就有點像是用接力唱歌的方式,讓她可以接著我們的話講下去。」簡雅婕說,雖然自己會講越南文(平常在家也是以越語和母親溝通),但畢竟不是每個科目都擅長,所以每天中午都有不同的同學,會利用午休時間幫吳觀玲補習,而她則充當翻譯角色,大家一起幫吳觀玲打好聽說讀寫基礎。

倆人的導師林瑞欽回憶:「大概經過兩三個禮拜之後,慢慢成效可以看出來。一開始她聯絡簿寫的全部是越南語,沒有半個中文字,幾個禮拜後強迫她一定要照聯絡簿、小黑板上的中文抄下來,也要求她在生活小日記上,能懂幾個中文字就寫心得,慢慢就感覺她簡單的用語和用字都可以呈現出來。」

看不懂題目,作文考試流淚繳白卷

然而,只是掌握基礎的聽說讀寫,還是無法讓吳觀玲跟上一般國中生的學習水平。舉例來說,作文就是一道巨大的難關。不只需要理解題意,也要能夠將詞彙組合成有意義的句子,抒發己見。

吳觀玲的國文老師林于茜就曾投書報紙,談到吳觀玲曾在第一次作文段考時,因為無法理解題目引言的意思,最終整節課含淚發呆,無奈繳出白卷的經過。林于茜寫道,後來她在考試後特地為吳觀玲解釋題旨,讓她用越南文寫作後,再請簡雅婕幫忙將文章翻譯成中文,最後用翻譯版本幫吳觀玲打分數。她在投書中寫道:「雖然過程耗時且繁複,但我終於深刻明白A學生(編注:指吳觀玲)面臨的困境,還有必須花雙倍時間學習的努力。」

吳觀玲在台灣兩年多的時間,最要好的就是班上這群義務為她補習功課和語言的同學們。現在她最大的煩惱,就是明年國中畢業後,這群朋友可能得和她各分東西,到時候她又得自己面對陌生的環境。

華語補救教學是什麼?從沒聽說過!

經過兩年的努力之後,現在吳觀玲的中文雖然還稱不上好,也還不能完全理解老師在課堂上傳授的內容,但聽說讀寫都已逐漸步上軌道。此外,她和簡雅婕連續兩年代表大成國中參加桃園市越南新住民演講比賽,簡雅婕連續兩年都拿下冠軍,而吳觀玲也分別拿下第三名和第二名的成績。

然而,像吳觀玲這樣的案例,是否只能靠運氣、靠同學,才能得到協助呢?此外,如果老師、同學沒有對「新二代」保持非常接納、熱情的態度,吳觀玲又能找誰求助呢?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桃園市擁有全台第二多的外籍配偶人口,僅次新北市。這意味著,桃園市很可能也是擁有第二多「新台灣人」的縣市。以大成國中來看,全校總數約有 2,100 名學生,光是具備新二代身份的學生,就多達 250 人,約佔總數 11.6%。

在我們第一次拜訪大成國中時,校長和導師就非常熱心地分享,他們為了讓像觀玲這樣的學生可以學好中文、跟上教學進度,一路上付出多少苦心和努力。只是,當我們向校方詢問,為何遇到這樣的學生,卻沒有向教育局申請「華語補救教學」的資源進場時,他們卻給了教人意外的回應:

「那是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

什麼是
華語補救教學?

台灣很多「東南亞新二代」並不是新聞,從統計資料可發現,東南亞配偶子女佔每年台灣新生兒比例,也已從 2004 年的 7.97%,下滑到 2016 年的 2.17%。然而,近一年來包括監察院在內的政府各單位,又開始關注一個新興東南亞新二代議題,就是所謂的「跨國銜轉學生」(註)問題。

許多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是相對經濟弱勢,配偶從東南亞來到台灣後,還得要工作補貼家庭經濟,加上台灣的托育資源稀缺,有些家庭在生育兒女後,會面臨「養不起」或「沒人幫忙帶小孩」的困境。這時,將兒女送回越南、印尼等「母國」扶養,就成了更便宜經濟的選擇。

但當他們在海外成長到一定年紀,卻因為各種原因被送回台灣接受教育時,種種問題就會開始浮現。首當其衝的,就是語言和文化的不適應。這就是「華語補救教學」存在的目的。5% 國中小學生來自越南、印尼教育部統計,2016 學年度共有近 20 萬名外籍配偶子女。扣掉比較沒有語言銜接問題的中國及港澳配偶子女後(77,027人),共有 119,151 名中、小學生的父母來自外國,其中又以越南和印尼藉配偶子女佔最大宗,光是來自這兩個國家的外籍配偶子女,就佔目前台灣中、小學學生總數 5.3%。

越南資優生返台卻吊車尾,是語言或能力問題?

長年從事新移民服務的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張美茹解釋:「新二代分三塊,一塊是土生土長、一塊是回母國又回來、一塊是繼親家庭 (Step Family)。後兩者在跨文化適應上會比較困難。」通常這樣的家庭有很多狀況,有些父母有婚姻問題,有的是中低收入戶、或是雙薪家庭,無法照顧小孩,需要娘家支持系統幫忙。通常是其中一塊出問題,小孩才會被送回母國。之後送回台灣,也沒有想好配套,回來就是且戰且走。

她以越南籍配偶、新二代為例,指出:「(在台灣生活)再辛苦,也比在越南好。所以她在台灣賺錢,送回越南養,是比較簡單的。很多姐妹離婚後,有身分證或其他手段留在這邊工作,後來有些人會覺得越南的教育可能不如台灣,甚至覺得留在越南沒出息,就把孩子接回台灣,但他們沒有想到孩子回來會有適應問題。」

張美茹以近年接觸跨國銜轉學童的經驗出發分析,有些小朋友回台灣時年紀很小,學習速度快,容易跟上;小學畢業再回來的,就容易遇到適應困難。

她以越南返台學生為例,越南的制度跟學習環境跟台灣都不一樣。越南的設計是小學 5 年,國中 4 年。而有些學生在本來國家都名列前茅,回來台灣卻什麼都聽不懂;加上青少年階段要面對不同的問題,只要適應不好,容易挫折、喪失自信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所長鍾鎮城則說:「這議題最關鍵有兩個,就是語言和認同。目前最大問題還是在語言。學校都用中文授課,一旦你中文不通,無法學習,人際溝通也沒辦法。就像如果今天我們去國外,可能因為語言能力(導致)我們被放在小學一年級,可是我們真實能力是大人啊。」

華語補救需求年年升高

北部地區擁有超過 4 成
外籍新二代國中小學生
教育部統計,2016 學年國中、小學外籍新住民子女人數,以北部地區最多,占總體新住民子女 42.2 %,其次為中部地區 28.1%,略多於南部地區的 27.1%。
前十行政區,就集中
近全國 15% 外籍國中小學生
擁有最多外籍新二代國中小學生的前十名區域分別是中壢區、新莊區、桃園區、板橋區、三重區、平鎮區、鳳山區、 中和區、楊梅區及樹林區。光是這 10 區的外籍新二代學生就有 17,482 人,占全國新二代國中小學生 14.67%。以分佈來看,擁有最多新二代小學生的前十名行政區,有 5 個屬於新北市、 4 個歸桃園市管轄。註:以上資料皆不含中國港澳籍配偶新二代
教育部從 2004 年起開始推動「弱勢跨國家庭子女教育輔導計畫」(註),目前隸屬於國教署管轄。

該計畫中的「華語補救課程」,就是為了避免返台新二代出現上述的問題,所以補助學校聘請教師、通譯人員來進行華語補救課程,甚至是課程即時翻譯。根據國教署原民特教組(註)提供的數據,光是在 2016 年,華語補救課程的申請件數就達到 271 件,且幾乎每年件數都在增加,比起 2010 年時成長近 2.4 倍

但我們實際調查發現,「華語補救課程」並不普及,上述的申請人數實際上可能還遠低於真正的需求數。華語補救申請數 6 年成長 2.4 倍資料來源:教育部

以兩年前從印尼來台的洪金晶為例,她已經在屏東市信義國小就讀兩年,但學校直到最近才為她申請補救教學。根據屏東縣新移民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林意芬說法,當初是社工提醒學校有這樣的服務,校方才去申請。

吳觀玲和簡雅婕的個案也可看出,就算桃園區擁有高比例的新二代學童,且大成國中也有超過 1/10 的學童具備新二代身份,校方卻直到接受媒體採訪時,才知道有華語補救課程的存在。

張美茹分析,華語補救教學一方面因為推廣不足,許多學校不知道有資源可用;二方面是只能被動由校方提出申請,有需求的家長或學童不能向更高層的教育單位求援,導致很多孩子遇到問題卻求助無門。「現在的狀況就是各顯神通,發生在社會局,就社會局去傷腦筋,問題發生在教育,那就教育局傷腦筋。」

學校最常用的做法,就是先找家長志工來幫忙,之後補救教學資源有沒有申請進來,通常是個問號。張美茹表示,有些學校會把這些學生當作特殊案例,個別想辦法處理就好,「但很多學校集合起來看,就是很多小朋友,並不是少數」,系統性的處理是必要的。

「這些小孩一直都存在,只是看學校用什麼方法去解決他們需求。需求成長,是因為被正式編列為需求了,以前是從外派撥人力過去。」張美茹分析。

教育部也明白,系統性的處理跨國銜轉學生的問題已經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因此委託高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擬定相關的 SOP (標準作業流程),並協助培訓教學師資,今年也陸續召開幾次全國代表會議。

然而,計畫卻沒有預想中的順利。計畫主持人華語所所長鍾鎮城感嘆,今年 9 月,國教署邀集 22 縣市代表到國教署開會,只有少數縣市由教育局派人來,其他大部分都放在新住民業務裡,還有不少人完全沒聽過這個議題。有些縣市還說他們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不需要相關的資源,「但他們有些老師都已經打到我這邊來尋求協助了!他說沒有問題,是因為沒有窗口,老師求助無門。」

教育部國教署原特組組長蔡志明也坦言,確實有些縣市督導不足,學校過去也因為家長有資訊落差,或是沒有主動爭取權益,本身也變得被動消極;「講白一點,過去比較不重視(新住民子女權益),所以現在要讓所有新住民家長知道他有這個權利,去督促學校申請。」蔡志明說。

蔡志明指出,雖然各單位漸漸開始注重華語補救教學問題,但過去多數地方教育體系都沒有專責新住民事務的角色。所以國教署從 2016 年 7 月開始,開放各縣市教育局處申請專職人力處理新住民、新二代相關議題。然而,蔡志明語氣無奈地說:「但還是有縣市不申請啊,他們說沒有需求。我們也只能繼續宣導推廣。」

跨部會主動出擊,才能降低潛在風險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台灣到底有多少跨國銜轉學童?有多少學童有華語補救的需求?

答案是沒有人知道。

我們可以從戶政司的統計資料中,知道台灣有多少外籍配偶,也能得知這些外籍配偶生育了多少新二代,各縣市會知道自己有多少新移民、新二代人口。然而,基於國民(假如選擇入台灣籍)的平等原則,所有新二代的身份並不會特別註記。

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光從一個人的身分證和護照,得知一個人是否是「新二代」,只能從親屬關係去推斷。但假如一名新二代長期待在海外,多年後返台,在移民署的資料中,他只會被視為一般國民入出境,而不是一名「返台新二代」。

但教育體系在學生建立學籍時,會要求學生填寫一份基本資料,回報是否具備新二代身份,教育單位就能夠掌握有多少新二代學童。

假如一名新二代學童從來沒有進入過國教系統,教育體系就不會知道他們的存在;而戶政司不會知道新二代長期出國(除非移除戶籍),移民署甚至不知道出國、返國的是新二代。但假設這三個單位能夠針對「長居海外的移民新二代學齡兒童」合作追蹤,當這些新二代返台,準備進入教育體系時,有華語補救需求的學童和家長,就不需要被動等待,而是讓中央主動通報學校,提早做好準備。

蔡志明透露,目前教育部已開始評估,未來可能讓全國學生學籍資料庫與移民署資料庫做介接,再搭配強迫入學條例處理,如果有該入學而未入學並出國居住的,就會將其列入跨國銜轉學童的可能名單,如此一來,教育單位就能對跨國銜轉學童採取更主動的姿態。

個案故事三

我是台灣人,
我想學好中文

「你覺得自己的母語是什麼?」眼前的孩子聽了問題後,只是怔怔地看著前方一語不發,始終沒有回答。直到現在我們還是不知道他的答案。

到底什麼才是母語?

朱家賢今年 13 歲,按理來說,他應該就讀國中一年級,但他目前仍是台北市玉成國小五年級學生,因為他的中文程度跟不上其他同學。

朱家賢的母親來自越南,在他 5 歲的時候選擇和台灣籍父親離婚,隨後帶著他返回越南生活。然而,已經領到台灣身分證的母親選擇來往台、越兩地,多半時間待在台灣工作賺錢,好支付孩子在越南的開銷。就這樣,家賢在越南一待就是 7 年,他的越南語越來越流利;而原先在台灣時,母親和他講的台語漸漸被他遺忘了。

「媽媽平常都說什麼話?」
「台語。」
「那跟你呢?都講什麼文?」
「現在都講越南話。」

小學五年級畢業後,因為某個自己也不曉得的理由,朱家賢沒有繼續念越南國中,而是在家待到12 歲,才被母親帶回台灣生活(註)。母子倆在台灣相依為命,但由於母親晚上要上班,實際上兩人能相處的時間不多,他們在台灣也沒有其他親戚朋友,朱家賢少了很多練習中文的機會。

學校提早介入,到校伴讀起成效

朱家賢回憶, 5 歲那年回到越南時,一、兩個月就開始會聽能講,在媽媽和外婆的協助下,學習沒有出現太大的困難。然而,對現在的家賢來說,想重拾忘得差不多的中文,卻沒那麼容易。返台近一年了,朱家賢的中文聽、說仍不流利;他的導師則說,國小五年級的國語課,對他來說仍舊「太難了」。

然而,與其他類似的個案相比,朱家賢仍是幸運的。他還沒入學,學校已開始研討如何幫助他。玉成國小輔導主任黃正鴻表示,朱家賢的戶籍在今(2017)年 1 月遷回台灣後,台北市民政局留意到像他這樣久居越南返台的學童,很可能會有生活適應與語言上的障礙,於是主動通知教育局,讓教育局告知學區內的玉成國小為該生準備因應對策。

「那時候教育局就告訴我們學生的基本狀況,學校先做安置會議,評估學力狀況,看適合幾年級,要不要降轉,確認學力與生活適應狀況後,再看哪個老師來接。等到孩子入學,也會跟他初步討論,先做簡單的國語和數學測驗,之後就看可以為他找哪些資源。」黃正鴻說。

黃正鴻指出,雖然玉成國小也有不少新二代學童,但他們也是第一次處理像朱家賢這樣的狀況,幸好教育局主動告知可以申請語言與生活適應的資源。2017 年 3 月,玉成國小透過教育局媒合,找到賽珍珠基金會提供的「到校伴讀」服務,申請越南語通譯老師陪著朱家賢進行課前預習,甚至直接到課堂上為他即時翻譯老師在講台上所講述的內容,大幅地減低了朱家賢的語言障礙。

朱家賢的導師莊聿嵐觀察發現,雖然朱家賢被安排降級就讀,又因為個性內向,導師常常不曉得他能否聽懂,但她知道朱家賢其實是聰明的孩子,「他就像我們去國外上課,程度上會有落差,但我知道他是聰明的,像數學這種東西,不受語言限制時,他狀態就是OK的。」莊聿嵐認為,即時通譯可以大幅減低朱家賢的語言障礙,對學生和老師都是很大的助益。

只是,有名通譯老師陪著學生上課,會不會對課堂造成影響呢?莊聿嵐說:「一開始小朋友會不習慣,但時間久了就還好,因為她(通譯)不會干擾別人,只會小小聲和家賢對話,對家賢的幫助很大!」莊聿嵐ㄧ進一步解釋,每名老師在上課時都要盡力顧及每名學生,無法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一個人身上。有時候她知道朱家賢可能只能聽懂 30% ,但因為有通譯可以幫忙,老師就可以把精力公平地分配給其他學生。

新二代學童需求增加,通譯人力吃緊

雖然校方對賽珍珠基金會特別針對跨國銜轉學童所提供的「到校伴讀」服務滿是肯定,對基金會來說,卻是不容易的成果。

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長張美茹表示,過去他們一直專注在新移民服務,但對象多半是外籍配偶本身,處理的狀況也是生活和就業問題,服務空間則鎖定在新移民會館和活動外派。然而,在 2015 年時,賽珍珠留意到返國新二代會同時遇到語言和生活障礙,開始將通譯服務擴展到學校去,逐漸演變成今日的到校伴讀,作為跨國銜轉學童的華語補救手段之一。

台北市到校伴讀服務需求成長台北市教育局、民政局、賽珍珠基金會合作推出在校伴學服務,提供外語通譯人員(包含越南、英文、泰文、印尼語)陪伴銜轉學生一起到學校上課。資料來源:賽珍珠基金會張美茹回憶,賽珍珠剛開始提供到校伴讀服務時,政府編列的預算根本不夠,但他們董事長很重視新二代兒童未來,所以寧願自掏腰包也要持續做,結果沒想到需求一直成長,他們直到今天還經常為了調配通譯人力、資源問題頭疼。

張美茹指出,隨著公部門逐步意識到跨國銜轉學童的問題嚴重性,投放更多資源後,現在到校伴讀面臨的最大問題,已經不是經費,而是對於通譯的需求量和服務要求越來越高。

首先是量的問題。目前賽珍珠只有大約 40 名不到的通譯人力,但這些通譯泰半是外籍配偶身份,所以大部分不是兼差,就是志工,還要照顧公婆小孩,無法全職全薪投入。

「像我們有一個泰語通譯媽媽,她平常也要照顧自己小孩,所以我們得特地安排人力送她的小孩去上學,這樣她才能陪別人的小朋友上課。現在變成我們要撥人力去照顧通譯小孩,她們才有辦法提供服務!」談起通譯人力調度問題,張美茹雖是說笑口吻,但聽得出語氣裡暗藏疲憊。

在最喜歡也最拿手的數學課上,朱家賢臉上掛滿笑容。導師說,家賢表現最優秀的科目,就是數學和美勞。

不只翻譯知識,也要翻譯心理狀態

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就是通譯的「難度」增加了。

已經嫁來台灣十幾年的越南配偶曾女香,這兩年來陸續服務過多名跨國銜轉學童,是賽珍珠最資深的通譯之一。她說,在課堂上即席翻譯的難度很高,首先是科目繁多,很多事情她們也不一定聽得懂,所以還得事先預習,第二天才有辦法幫學生翻譯,比過往提供生活協助翻譯還要來得複雜。

「另一個更重要的是還要當他們的心理輔導。」曾女香說,很多跨國新二代都是被家長強迫帶回台灣,但來到陌生環境裡,還可能被降級,或是放進特殊資源班中,心裡難免不平衡,學習上也容易受挫,這時候在學校裡唯一能和他們順暢溝通的通譯,就成了他們最重要的垃圾桶和依靠。

「(學生覺得)上課時沒有同學坐我旁邊,覺得丟臉,要有人陪我,我才能跟同學上課,所以我們來的時候,他全部的不高興,都發在我們身上,也會排斥我們⋯⋯有時候我們在家裡跟子女,覺得溝通很簡單,但跟這小朋友,不知道他們怎麼想,還要上網找資料,看小朋友那個年紀心裡想什麼,所以不只是當通譯或社工,還是心理輔導老師。」

曾女香舉例,曾經有一名越南返台的學童,經常用越南語喃喃自語,但沒人能聽懂他在說什麼。有一次通譯發現,該名學生用越南語說,「今天應該是我的葬禮,我現在應該躺在棺材裡才對」,下課後通譯馬上告訴學校輔導老師,學校才知道學生需要更多的關心。曾女香說,像這樣的情況其實很多,她們提供的通譯服務,往往超出了語言、學業上的輔助,同時也補足了輔導體系的不足。

打造安全網,未來挑戰仍棘手

目前台北市針對跨國銜轉學童的補救措施,是由民政局、教育局與民間機構通力合作,企圖同時滿足新移民、新二代家庭在家庭、生活、教育上的不足。從到校伴讀的申請件數來看,可能代表需求的增加,但也可能是宣導開始有成效,學校懂得為這些學生申請更多資源。

另一個值得肯定的點,則是行政機關從相對被動,非得等學校申請才會提供協助,轉變為民政機關可以主動通報教育機關,讓學校在接觸到個案前,就能著手準備資源進場,減少學生在孤獨等待資源時的不安全感。

然而,缺乏中央的協助,目前台北市所打造的「網」,恐怕很難接住所有的跨國銜轉學童。台北市民政局人口政策科專員許純綺指出,由於中央權責單位的資料沒有互通,地方政府很難知道需求量有多少。現在台北市還是得等新移民家庭主動和戶政事務所接觸,才能進一步暸解問題,民政與教育系統的合作也才能啟動。

張美茹則說,眼前更迫切的問題,已經不只是這些新二代在學校有沒有人幫忙翻譯,而是整個教育政策到底如何看待這些返國的新台灣人。這些學生一旦到了八、九年級之後,要學好中文就更加困難,而且一但上了高中,甚至會面臨沒有資源可以申請的狀況,會非常棘手。

從華語補救
看台灣人才政策

在高師大華語教學研究所所長鍾鎮城眼中,這些從小在「母國」長大,後來才回台灣受教育的「新台灣人」,從來都不該是教育上的棘手問題,而是一群潛在的優秀人力。

他認為,這些孩子同時受到兩種以上的文化薰陶,不僅符合當前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對於人才的要求,在當今全球化的浪潮下,也享有一定的優勢。

問題在於,台灣的國民教育是預設學生的中文有一定的基礎,再去學習其他技能。所以一旦這些新二代在語言基礎上不如本土學生,很容易就連其他能力一併被否定。

隔離與降轉,我們如何錯置人才?

這些新二代在返台入學時,通常會先接受「學力評估」。但由於台灣的評估機制並不一致,學生可能只是語言能力不足,卻被評估為學習障礙,面對「降轉」和「隔離」的命運。

所謂降轉,就是將原本年紀能就讀高年級的學生,安排到低年級。台北市教育局透露,有名 12 歲的返國新二代,就陸續被降到小學五年級、甚至一年級。但這樣的安排會重創學生自信,也會影響學習興趣,造成學習成效一直不理想。「(學生)可能因為身心靈關係產生落差,覺得自己跟小屁孩在一起,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鍾鎮城補充。

所謂隔離,則是將這些學生送進「特教班」或「資源班」中,不只會重創學生的信心,也會衍生其他問題。鍾鎮城指出,國教體系裡的資源班,通常面對的是 ADD(注意力缺失症) 、ADHD(注意力缺失過動症)、或智能弱勢的孩子。很多返國新二代後來意識到自己原來被放在資源班後,會說「不要跟智障一起上課」,「這話說起來就很傷人,既傷到資源班小孩,傷到學校體系,更傷到他自尊。」鍾鎮城感嘆。

目前鍾鎮城正在和國教署合作,希望可以建立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協助學校判定新二代應該獲得怎樣的資源和課程,並協助媒合資源。但是,他強調第一線人員還是關鍵。如果第一線教育人員沒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些 SOP 很可能還是會流於形式。

撿到寶,卻不曉得他們的好

鍾鎮城表示,許多他接觸過的返國新二代,原先在越南、印尼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但回台後沒有受到適當的語言輔導,導致其他學科表現連帶下滑。這樣的結果,並非學生不努力,而是教育體制無法接住這些學生,才害了他們。

在鍾鎮城長期追蹤的個案中,有些人到了國中三年級,中文還是追不上同年學生,頂多只有生存能力,「因為語言被強迫分流,他想升學,只能選擇職業類科。並不是說選擇職校就不好,而是社會或體系造成他沒有其他選擇。你一旦曾經中文不好,未來就會受影響,就像你出身窮家庭就不得翻身,」鍾鎮城感嘆地說。

「過去我們把這類主流文化下不適應的孩子,稱為『文化不利』。可是對這些孩子來說,他們其實是文化優勢,但是是語言弱勢。」鍾鎮城強調:「我們用國人習以為常的方式教他們,但他們因為文化不同產生差異性,我們作法卻是讓差異消失。」

鍾鎮城認為,這可以看出台灣並沒有仔細思考人才培育的議題。在目前的分工裡,國教體系想得是如何讓學生用中文學好基礎知識,培養多元多語人才是高等教育的事。但現在在國中小學就已經出現了多元多語人才,我們卻因為教育體系跟人才政策打架,掩蓋了他們的才能。

他指出,倘若國教體系可以接住這些返國新二代,讓他們繼續保有雙語、甚至三語的優勢,加上他們原有對其他國家文化的理解、在當地維持的人脈,這些學童對於新南向政策而言,肯定都是未來戰力。我們的教育體系,不應該分明是「撿到寶」,卻不知道他們的好。

反省教育體系,從不浪費人才開始

「這是我們國家人才政策的盲點。」鍾鎮城補充,這個案例也能看出台灣並沒有準備好迎接外籍白領菁英二代,「大學給越來越多的獎學金招收國際學生,像高雄就有一些學校是國際學生帶小孩來念書。但我們銜接機制怎麼留住人?怎麼支持?我們根本沒有準備。」

「我個人覺得教育沒有特效藥,這現象不是現在才『出現』,而是現在才『知道』。要解決的話沒辦法一下子根除,除非把這些人全部移走,但不可能,也不適當。」

鍾鎮城認為,其實這些跨國新二代的出現,證明台灣並沒有自外於全球化浪潮,是好事一件。亞洲的香港、韓國、新加坡,甚至歐洲很多城市也早就在著手部署更多元、多語的基礎教學內容,這是全球問題,台灣應該要把他們的出現視為改革的契機,獲益的絕對不只是這些新移民家庭,對於國家人才培育、吸引外籍白領來台就業,都是加分項目。

鍾鎮城強調,「要改的是我們(教育制度)的設計,不是他們的文化和語言。我們有機會(透過協助這些學生)讓整個體系有更多的選項、更多元化。這才是教育的意義。」如果台灣處理得好,會是很好的模式,中小學生可以不用出國,就能有國際化的接觸;但如果沒有處理好,就是我們在浪費人力資源,這是台灣教育體系反省的機會。

文字、攝影:鐘聖雄

影音:林俊耀、鐘聖雄

編輯:李又如

設計:許玲瑋

插畫:洪金晶、朱家賢

網頁製作:熊凱文

發布日期:2018.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