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從發病那天開始就結束了」
李昀坐在房間一角，顯露在衣服外的手、腳、甚至脖子，都爬著密密麻麻的傷痕。那是被刀劃過的痕跡，新生的肌膚不同於本來的膚色，讓人難以忽視。
30 歲的她，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醫院，不斷在診間、病床跟家之間來回，中間一度緊急住院治療高達 7 次，每次都是一個月。對她來說，就醫是為了成為社會眼中負責任的病人，但她沒有因此「好起來」，自殺的念頭沒有消失，腦海中的聲音還是持續出現要她「去死」。
她曾經跳樓、自傷超過數百次，因為痛苦無法化解，只好用其他方式轉移，身體的痛才能稍微緩解心裡的痛，「瘋子的時間感很短，因為痛苦這麼巨大，就在你面前，你不會有『以後』的感覺。」
談起被困在痛苦的日常，她常用誇張又戲謔的語氣說著：「好可怕、好可怕。」彷彿自己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讓所有悲傷變成荒誕的黑色喜劇。
面臨疾病、關係疏離、經濟多重困境 持續就醫卻好不起來
李昀的幻聽持續出現在腦海裡，但她試著將這些聲音變成腦海裡的背景音樂，不至於過度干擾她的生活。不過，有些人的幻聽症狀卻讓他們走向另一條路。
「我需要用火燒我自己的身體，治療我內心的創傷。」這是 A 腦海裡的聲音，他從國中開始出現幻聽，就醫多年卻未見好轉。那天聲音再度響起，他打開寺廟裡的點香器點火引燃，火勢竄起，他仍跪在供桌前膜拜。
B 則聽見不同聲音：「快點去搶劫，到監獄住，我就跟你做愛。」即使他持續服藥規律治療，幻聽仍未間斷，最後，他決定聽從腦中的聲音，希望藉由搶劫入住監獄。C 則是長期有失眠、幻聽現象，常聽到有人說他「瘋掉，去死」的聲音，由於長期聽見這些幻聽，害怕到無法睡覺，最後發生縱火事件。
這些別人聽不見的聲音，建構出只有他們才能理解的世界，而成為一個社會眼中的瘋子之前，他們都曾努力「當個負責任的病人」。
每當社會發生重大案件，精神病的污名就會再度被強化，去年底攸關精神病人權益的《精神衛生法》修法通過，就遭到許多批評，像是：「精神病就像未爆彈隨時會發作」、「滿街精神病患者砍人」等，也常質疑他們沒有就醫吃藥，甚至「有病就該送醫關起來」。
為了還原這群人的面貌，我們試著透過司法院判決書裡精神鑑定的內容，找出犯下重大刑案的精神病患者就醫的歷程、家庭關係、經濟的影響。從近千份判決書中可以發現，他們長期困在疾病裡，這之中就醫、住院數次、規律治療、吃藥，甚至高達 15 年以上，卻不像大家以為地可以順利成為「正常人」。
當然也有曾經就醫，最後卻中斷治療的案例，他們常常伴隨家庭支持薄弱、經濟困頓的問題。例如其中一份判決書中提及：甲ＯＯ患有思覺失調症長達 9 年，有多次住院紀錄，家境困難，父親長年在外，只能依靠母親跟政府補助過生活，甲ＯＯ與家人關係疏離，發病時流浪在外，必須仰賴乞討維生，因為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病情而停藥，且不再回診。
當醫療端無法提供有效的幫助，家庭端也無法給予支持，患者便容易孤立無援。更別提有些人的壓力源就來自家庭。
李昀從小跟家人關係就不好，小時候的李昀，甚至會準備逃難包，隨時準備逃家。她回憶，小時候有次坐在家裡走廊中間大哭，家人穿梭而過，彷彿沒看見她，「這麼可疑的行為，大家就真的路過欸，我那時忽然驚覺要自立自強，不能依賴別人，不期待就不會受傷。」
創傷持續累積，卻無法說出口。李昀從 14 歲開始自殘，一直到 20 歲的時候，被學校發現並通報，「隔天我去學校的時候，老師、同學都知道了，我被社會性死亡，每個人都很小心翼翼地跟我說話，有種全世界都背叛我的感覺。」
「我的人生，從發病那一天就結束了。」李昀苦笑地說。
以愛之名的暴力：被困住的同性戀者
「大部分的暴力，都是以愛之名行之。」在傳統家庭壓迫數 10 年後終於解脫的王修梧，緩緩說出這句話。
他從小就處在混亂的價值觀裡，九〇年代的思想解放，王家衛的《春光乍洩》、李安的《囍宴》，是他最愛的電影，他在那個螢幕裡，看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但與這些價值觀相左的家庭、教會，讓他產生自我衝突，「我看到這些畫面，就會覺得我眼睛髒了、耳朵髒了，不停地用沐浴乳搓揉，最後耳道都塞住了，我發現我聽不到聲音，我媽帶我去看兒鼻喉科，最後才發現，我應該看的是精神科。」
那一年，他 13 歲，就此成為精神疾病患者。
跟許多傳統家庭一樣，認為同性戀是種錯誤的性傾向，媽媽的關心反而讓他更有壓力，「我媽為了讓我能夠更像男人，她會找她朋友的小孩，那種陽光正向的小男孩，然後帶我一起去打籃球，但我超討厭打籃球的啊！」
用錯方式去愛，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王修梧的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連帶的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牧師都是基督徒，認為同性戀為雞姦者，在長達近 10 年的過程裡，他們相信必須將他「治好」。
王修梧拿起厚厚的病歷記錄資料說，精神科醫師最早的診斷名稱為「潛伏性精神分裂」，診斷內容則是：「性偏差、思想怪異。」
同時，病歷記錄還夾雜媽媽私下寫給精神科醫師的信：「修梧說上帝的寶血已經洗盡他的罪，他已經潔淨了，但魔鬼的心還是一直告訴他，他很髒，修梧每天都很痛苦。」心理諮商師的信則寫著：「自從上次增藥以來，修梧一天比一天更加煩躁焦慮，除了睡覺以外，其他時間都坐立不安，他覺得自己被男性精子污染，雖然他有聖經的話語可以對抗，但還是感到非常痛苦、害怕、焦慮。」
在那段時間裡，王修梧一直被困在自我否定的牢籠，「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骯髒的罪人，這樣的想法也透過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牧師，越來越強化。」
同時他也努力作個好病人。「我其實不太喜歡吃藥，因為會讓你腦袋沒辦法思考，像被灌漿糊，但我媽都會把藥粉磨碎塞進我的餐點裡，所以我透過她的協助，是個良好順從性服藥的病人。」他諷刺地說。
但即使準時吃藥，並沒有緩解他的痛苦，或是就此改變性傾向，「有天我媽幫我拿藥之後，落寞地看著藥，問醫生說：『已經吃了一整年的藥，怎麼還沒好？』醫生只回：『因為他已經變成精神分裂症了。』」
吃藥吃不好，就只能更進一步住院治療，他回想當時住院經歷，整整兩週意識都是朦朧的，因為使用較強的鎮靜藥物，「對於未成年人來說，還真的特別有效果，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出院前一天，照顧我的護理師，看著我哭出來。」
「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我是一個應該要悲傷的人。」王修梧說。
灰色康乃馨－失去媽媽的女兒
五月的母親節，在學校學畫康乃馨、折康乃馨，回家送給媽媽，是孩子們常見的課堂活動。但王育慧的經驗則有些離奇：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老師要他們折康乃馨，紅色代表媽媽還在世，白色代表媽媽已經往生，她跑去問老師：「有沒有灰色的康乃馨？」因為媽媽看起來像活著又像死了。
從 9 歲開始，王育慧慢慢理解自己的媽媽不太一樣，她生病了，而自己必須從女兒的角色，成為照顧者的身份，一直到現在 40 歲，她成為居家護理師，仍走在照顧思覺失調的媽媽這條路上，看似沒有終點。
社會長期對精神疾病患者有著刻板印象，而身為患者的家屬，身上彷彿有著洗不清的原罪，必須承擔所有照顧責任。READr 從近千份判決書裡，試圖還原精神疾病患者經歷的困境，除了來回醫院跟家之外，家庭支持薄弱是最常看到的困境。作為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他們經歷了什麼？
家屬沒有社會資源協助 獨自背負所有照顧責任
「在家庭支持變得薄弱之前，已經有來回好幾次的挫折跟衝突。」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指出，社會把支持精神病人的責任都放在家庭身上，一旦家庭支持變得薄弱，生活就會垮掉，「可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就算家庭支持薄弱，社會支持系統應該強到足夠維持他的生活。」
她舉例，自己曾經遇過的個案家屬，「他過去一直非常努力的想要理解生病的哥哥，但被攻擊之後，家人們就決定從此跟哥哥斷絕聯絡。」社會只看到最後斷絕聯絡的結果，「但前面很多的衝突，都只有家庭在磨，沒有人介入，出事就是自己想辦法，送醫後再從醫院回家，兩個人在生活裡面面相覷。」
謝宜恩分析，當家庭支持足夠，精神病患者其他生活面向也會隨著改變，所以以家庭為中心提供服務非常重要，而家庭最常遇見的困難就是「求助困難」，包括：不敢求助、不會求助跟求助無門。
她舉例，常常碰到不敢求助的個案，擔心從此被貼上標籤，「有時候甚至家人都拿刀出來了，還不敢報警，擔心鄰居會怎麼想。」再者，其實從小到大都沒人教過，家人生病該怎麼處理，「像是生病的家人覺得自己被下毒，你要怎麼跟他對話？就沒有毒啊！你只會覺得他瘋了。」社會缺乏精神健康教育，當事者無法覺察自己的困難，就連家人也無處施力。
謝宜恩直指，社會缺乏支持系統，雙北相對其他縣市資源比較多卻仍不足，「今天我接到南部的求助電話，我就會想：天啊！我完全沒有資源可以介紹給你欸！」不管是醫療或是社區復健中心，資源都非常少、多樣性也少，「很多時候你想求助，但你接觸不到資源。」
「我家就像孤島」，把照顧媽媽當成人生唯一目標
王育慧一家就是在資源可觸及處之外。
「從小我們家就有很多很吵的聲音，例如我媽晚上不睡覺，就把電視開很大聲、對著電視機不停講話，或是用力甩門、洗碗洗很大聲。」因為「黑毛仔」不斷對著王育慧的媽媽叫囂、攻擊，她必須用更大的噪音蓋住這些腦海中的聲音。
王育慧 9 歲的時候，爸爸告訴她，媽媽生病了，「我當時似懂非懂，我只知道媽媽去住院的時候，我就會鬆一口氣，可是我又對於我鬆口氣的感受，心裡感到很抱歉。我覺得她在的世界，我碰不到。」
還沒好好長大，就被迫成為大人。媽媽是思覺失調患者，病情反覆，王育慧的生活裡，媽媽的角色始終缺席，「我第一件內衣是我好友的媽媽買給我的，我妹妹的內衣，則是我代母職，陪她去買的，甚至小時候的家庭聯絡簿，都是我自己蓋章。」
不僅如此，她還必須負擔照顧媽媽的責任。在王育慧國三的時候，媽媽離家出走，失蹤 18 天才一臉憔悴地回家，「那幾天我跟妹妹一下課，爸爸就牽著我們的手，到處找媽媽，從三峽、鶯歌、土城、板橋，到處敲門問有沒有看到我媽，還有人說：『你怎麼沒有管好她？』或是一有人打電話說：『好像有看到一個女人，在路邊吃 phun（臺語：餿水） 。』我們就會馬上衝過去看是不是媽媽，我爸他每天回家都在哭。」
「我當時其實不知道我希不希望找到她。」王育慧坦言，整個童年都不快樂，甚至國中的時候變得很憤怒，「我媽瘋起來的時候，就會用力敲門，我還要叫我妹從陽台逃出去、把菜刀藏起來；我爸上夜班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房間門反鎖，很怕晚上被媽媽殺掉。」
在那樣漫長的折磨裡，她形容自己就像處在孤島裡，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們。「當吃藥都吃不好，就會感到很絕望。」
從她小時候，爸爸必須同時照顧生病的媽媽、年幼的小孩，到王育慧必須姊代母職，甚至分擔照顧媽媽的責任，「不管出什麼事情，我們家都是靠自己，我覺得沒有什麼（政府）資源可以進來。」不論是康復之家、社區復健中心，那些政府提供的資源都離他們太遙遠，「我媽媽住康復之家的第二天就失蹤，那天還是母親節，我們在山區找了她整整 6 小時。」
「很多資源看起來都很棒、很進步，但大家都忘了，這些病人要不要去、怎麼去、誰陪他們去？」王育慧說，不論是自己的媽媽，或是之後身為居家護理師接觸的個案，「他們的起點就在家、在那張床上，他們根本不願意走出家門。」在缺乏社區支持的資源下，即便媽媽定期吃藥、回診，「但她沒有好起來，活得不像一個人，只是在呼吸而已。」
在晦暗無光的日子裡，爸爸卻持續點燃希望。「我爸的包容度很大很大，幾乎逼不得已，不會讓我媽住院，他做很多的變化，讓這個家變得彩色，也給我們很多快樂跟堅強。」
王育慧分享，媽媽以前很常半夜離家出走，「但我跟爸爸是開著車默默跟在媽媽後頭，觀察她會不會過馬路，有沒有狀況，等到兩三個小時過去，差不多該帶她回家休息，我們就會弄個不期而遇，開車經過跟我媽說：『欸你很面熟喔！你怎麼在這裡？』用這樣溫和的方式把我媽帶回來。」
在這個過程裡，他們試圖去理解媽媽的世界。有次媽媽在外面滿頭大汗卻不停地掃落葉，「我問她：『為什麼一直掃，你不累嗎？』她回我：『因為掃地可以讓我腦袋清醒。』那一瞬間我很羞愧，我覺得我都做錯了，只有給藥而已，但我媽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她自己。過去我們靠近不了，就離她遠遠的，我們很孤單，作為子女的愛跟補償都沒有，但我媽其實也很孤單。」
王育慧一家人發展出自己的照顧系統，除了監視器 24 小時運作，他們三人每天輪流值班照顧媽媽，甚至並不只把她當作病人而已，更是維護媽媽的「自由意志」。
7 年前，王育慧決定要去花蓮工作，但媽媽狀況卻非常糟，一旦她離家，沒有人可以分擔照顧責任，媽媽就必須住院，她回憶起那天爸爸跟媽媽的對話：
爸爸：「你不住院嗎？你又不能為自己做決定。」
媽媽：「我為什麼不能為我自己做決定？我真的不會再亂跑出去。」
一陣沈默。
爸爸：「那你要永遠記得這天，這一天都是你的自由意志決定的。」
再度沈默。
爸爸：「不然我去自殺好不好？」
媽媽低聲說：「不要自殺，要去（自殺）我去就好了。」
那一天，王育慧選擇繼續留在家，照顧自己的媽媽。「我很想要走自己的路，可是我真的沒辦法離開，為了支撐她的自由意志，我們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
從原本的逃避，到把媽媽視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王育慧經歷漫長的追尋，把媽媽的原本的樣子找回來。她找了媽媽年輕時的好友、超過 30 年的病歷資料，「眼前這個媽媽，你很難去愛她，因為她太怪異了，可是我透過別人的口中、年輕時期的照片，看見她生病前的樣子，她其實也曾經是個很漂亮的青春少女。」
修法一等就是 15 年 社區支持內容明確入法
去年底攸關精神障礙者權益的《精神衛生法》修法通過，將在 2 年後正式上路，此次修法著重改變過往「治安管理」的思維，不把資源全放在醫療端上，而是明確定義「社區支持」內容，並建置相關資源：運用社區資源，提供病人於社區生活中所需之居住、安置、就學、就業、就養、就醫、社會參與、自立生活及其他支持措施與協助。透過社區支持讓精神障礙者重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僅在醫院跟家之間徘徊。
不過社區支持具體而言是什麼？「大家對於一個生病的人，無法想像他需要什麼生活，但其實社區支持就是怎麼在社會上生活而已。」臺灣精神健康改革聯盟召集人廖福源指出，「我們要先知道他被摧毀跟剝奪什麼，在支持他的歷程裡，把這些東西找回來。」
廖福源無奈地說，現在社會只考慮到醫療，卻不考慮到一個人出院之後的生活，「疾病只是後來的結果，他可能經歷各種生活的失落，衍生長大後無法自立，我們怎麼協助他的失落跟自立，這是我認為這次修法要做到的，而不再是治安管理的思維。」
《精神衛生法》修法僅是第一步，要改善過往過度重視醫療，卻乏社區資源的現象，除了母法明確定義社區支持，後續如何落實，仍有賴這期間各部會儘速完成相關子法修訂與各項配套措施。READr 遍訪學者、民間團體、立委、當事者，統整出精神障礙者面臨的數個困境，以及未來法案正式上路後，可能帶來的改變。
困境一：過度重視醫療，缺乏醫療與社區資源銜接
首先，過去政府重視醫療資源，卻忽略建置社區支持資源。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社工專員李麗芬就指出，目前社區並沒有完整的支持服務，這些個案出院後沒地方去，就只能回家，再加上吃藥的副作用，導致他們無法有穩定的工作，甚至有些年輕時期就發病的個案，「在來回醫院的過程裡，無法去上學，他們的成長過程一片空白，如果社區又無法承接，他就會變得很孤單，家人也無法彌補一個人在社會應該經歷的過程。」
「如果他在醫院裡沒有症狀，好像就等於他沒事了，但現實並不是這樣。」在她過去服務的經驗裡，她認為，更需要從這些個案的邏輯去思考，理解並協助梳理這些思緒，「如果沒有這種支持的話，他們出去面臨很多困難，一旦這些挫折的累積，就更容易引發他的症狀。」
被診斷為躁鬱症的李昀回想吃藥的第一天，整個人變得遲緩，感官跟思考速度都下降，甚至藥物的副作用讓身體逐漸出現問題，「每天 23 顆藥，一把一把含著淚吞，每天低燒、頭痛、全身顫抖、每小時烙賽，我出門一定要坐 Uber，不然就會烙在路上，失能到不行，整個人吃藥吃到像神經病。」
「這都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沒有好啊！我還是想自殺、我還是聽到怪聲音，但我不疑有他，因為我以為已經無路可退，不吃藥只會更慘。」
「成為一個病人是全全面面的，你不會只吃那顆藥而已，你的痛苦很全面。」藥物除了副作用，生活模式也跟著受限，不能喝酒、要早睡早起、沒有夜生活、不能聽奇怪的音樂、看奇怪的劇，「因為你沒力氣看，你也看不懂，再來會影響心情，不要做任何挑戰，很多事情都被剝奪。」
吃藥好不起來，下一階段就是住院治療。住院的日子裡，失去時間感，重複一樣的生活作息，起床、吃飯、吃藥、放風、折紙蓮花、吃飯、吃藥，「你感覺只是被關在裡面，只記得自己很爛，醫院更強化你是個病人的想法，你出去只會再進來。」
李昀回想，每次出院後，都得重新適應一次社會，連公車都不會搭，對外面的節奏感很陌生，「你最後反而擔心的是沒有醫院收你。」而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某此住院期間碰到過年，她請假 4 小時回家圍爐，「大家看我的表情都很曖昧，我覺得我讓家人失望，但我很努力了啊！大家對你不期不待，只希望你活著，但你根本不知道活著要幹嘛，這是最痛苦的。」
「大家不相信體制不是沒有理由，就是沒有效！」李昀強調，醫療治標不治本，「沒有路可以選的時候才會選醫療，但把你綁起來到底會治好什麼？把你打昏，每個人都不會犯罪啊。」有些人是不得不住院，「因為社區很爛，爛到你沒辦法活，寧願去住院，這真的很悲慘。」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秘書長張朝翔指出，臺灣精神病患者平均住院天數是 283 天，每天生活就是排隊吃藥，基本上沒有休閒娛樂，出入醫院都需要申請、家屬陪同，「這等於是社會隔離，等到出院後，他已經失去很多能夠支持他的網絡，他能不能融入原本的生活都是個挑戰。」
國外早期研究就指出這種出院後又再入院的「旋轉門效應」，張朝翔解釋，「出院等於預告他下次一定會再入院，因為住越久，越難適應社區生活。」而國外實證的社區支持系統則提到，要改善這樣的困境，首先要縮短住院時間，第二則是要盡量在真實的社會環境做生活訓練。
張朝翔曾經是醫院職能治療師，最後卻組了一支由精神疾病患者的足球隊，投入社區支持的工作。「我早期在醫院的時候，發現有些個案住了好多年終於出院了，但沒隔多久又再回來，我當時就想知道社區發生什麼問題？」帶著這樣的疑問，他看見社區資源不足、支持模式有問題，「社會常常把他們視為病人，所以我才希望透過 NGO 組織，透過不同的服務，長期陪伴他們。」
重鬱症患者郝天行表示，「我們在檢視精神醫療問題的時候，很常被誤會是反藥物、反精神醫療立場，但醫療確實是一種資源，只是要討論該如何運作。」
郝天行強調，精神醫療有它的存在意義，自己後續就醫過程裡，也有遇過好醫師，透過藥物讓她病情穩定，「應該要討論的是，目前機構化而照護標準化、僵化，甚至住院時濫用束縛等強制處遇的醫療行為，要怎麼改革，就像我的住院經驗，其實是二次創傷。」
郝天行從小就比其他女生來得高大、圓潤，「我常被嘲笑身材、沒有女性氣質，我好像當不成一個女性，我非常努力追求社會對於正常的想像。」除了容貌焦慮，小時候的家庭經驗也造就她的心理創傷。
郝天行由奶奶一手帶大，父親跟母親很少出現，她最記得的印象是：「在我 4、5 歲的時候，我生母會把我關起來，一直跟我訴苦，還會問我：『你覺得委屈嗎？』我被鎖在房間出不去，只能一直看著她。」「生父也很少出現，小時候有段時間常接觸，但我每次跟他見面，都會被打，我姑姑有次親眼看見他一巴掌把我打飛。」
那時候年紀太小，記憶都是歪斜的，她卻清楚記得，被關在房間裡的恐懼，以及從那時候開始的強迫行為，「我從生母的房間走出來之後，都會經過浴室前的地墊，我總覺得它是歪的，一直踢它、調整它，想把它擺正，但不管怎麼調都是歪的，想要離開卻走不開，我很痛苦。」
郝天行曾經三度住院治療，而每次的住院經驗，都讓她受到二次創傷。她回憶自己第一次住院的經過，當時處在恐懼焦慮的狀態，突然覺得很多聲音，於是拿刀往手割下去，被朋友緊急送醫，「我一方面心想我就是瘋子，但又有那麼一點點期待，也許在醫院會有人來安慰我。」
那天晚上，她睡不著，走到醫院大廳，拿著筆往自己手上戳，「我想要讓他們知道我不太好，但我講不出來。」痛苦無法言說，只能透過自我傷害，釋出求救訊號。
護理師看見後大聲喝斥她，並且將其帶進保護室裡，「他們把我綁起來，那時候的感覺，就像是小時候看到我爸，我真的希望這次能做對、能夠被鼓勵，但結果還是被打飛。住院的那一晚，我想要求助，但最後就像是被一巴掌打飛出去，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
精神醫療有許多問題待處理，而從醫院回歸社區，也往往資源斷裂。長期推動修法、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指出，過去實務上，醫院跟社區無法連結，「醫院往往只有就如何服藥討論，而社區心衛中心可能也不知道負責的區域有誰出院，除非家人知道怎麼尋求資源，不然病人可能就是回到家中慢慢惡化，再次回到醫院。」因此，此次修法重點之一是要協助精神障礙者在出院前擬定準備計畫。
修法後的《精神衛生法》第 33 條就表明：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助病人共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屬嚴重病人者，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與，並應徵詢保護人意見。精神醫療機構也應該將計畫內容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以提供社區治療、社區支持及轉介或轉銜各項服務。
困境二：社會長期缺乏多元性、彈性的社區支持
從我們收集的近千份判決書中可看到，精神障礙者面臨各種困境，在疾病之外，更常看見家庭支持薄弱、人際疏離、長期受家庭暴力，以及經濟困境，包括低收入戶、長期失業等，這些並非是單一醫療資源可以解決的議題，如何修正社會體制才能接住這些人更該被討論。
「我們最常遇到的是被制度霸凌、制度不給協助。」李昀指出，社會先把窮人變病人，最後再讓病人機構化，「這悲劇是社會造成的，你說社區支持要做多少服務，其實預防更重要。」
她強調，精神障礙者的需求跟一般人一樣，「我們其實沒有差很多，這些『特別』都是被創造出來的。」社區支持不該是獨立排除的設施機構，而應該讓障礙者可以回歸自己的生活，讓他的支持網絡更堅實，「但現在是給他個地方去，把他關起來，用機構化、醫療化控制人，臺灣本末倒置。」
她表示，社區支持是品質的問題，而不是形式的問題，重點應該是讓障礙者有權利為自己做選擇，而且有後援，「你不可能用打斷他的腿來當作保護他，我要的社區支持就是這樣，一來你可以選擇你要活的方式，第二你做錯選擇你可以回頭。」例如臺北市的向陽會所，就讓精神障礙者全員決定會所的大小事，要不要工作、分組討論議題，透過對話促進彼此的可能性。
「不管是日間型還是住宿型資源，都是看得到、用不到。」張朝翔則觀察，政府過去建立這些資源時，沒有考量各個障別的差異性，「精神障礙者使用率佔不到 10%，可是他們佔身心障礙者人數比例是高的，他們卻用不到這些資源。」即便這些機構都稱為身心障礙者服務，但是有些單位並不收精神障礙者，甚至這些人也跟機構提供的服務不相容。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社工督導謝宜恩舉例，它的設計本位比較屬於肢體障礙者，而不是精神障礙者，為了每個人都能參與而規劃的復健活動，包含摺紙、烘焙，「對有些人來說非常需要，但也有人反映，那太簡單，我去了超無聊。」
「現在不能說完全沒有資源，政府一直在佈建，但我覺得還不夠多元、人力不足。」謝宜恩指出，不管是復健中心、康復之家，都是以復健心態進行回歸社會的活動，但對於出門就會害怕的人，或是根本不願意說話的人，這些不同需求沒有辦法得到適當服務，「會在醫院跟家之間來來回回，是因為社區的網絡佈建地不夠密，多元性不夠高，大部分人的需求沒有被現在的社區資源回應。」
「現在是以一個控制風險的方式在管理。」謝宜恩表示，自己長期負責照顧者專線，很常接到家屬來電說自己家人沒有住院過，但狀況不好，真的需要有人來家裡談一談。但現在的個案管理方式，都是由衛生所列管，再派案給入家服務者，這些看似沒有危急需求但又有困難的家庭，就很難被納入現在的服務體系，「（社區資源）就是固定的框框，你要把不同的人塞進去，而塞不進去的人，就一直在系統外面。」
此外，過去限定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使用相關服務。廖福源解釋，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全臺約有 20 萬人因精神疾病而領有重大傷病卡，卻不一定能領取身心障礙證明，但許多服務例如社區居住、自立生活支持等，卻僅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才能申請。他強調，光是精神科看診累積人數就 200 多萬人，許多人根本進不到政府資源的系統裡，這次修法也希望讓不敢拿、不想拿手冊的人，也能得到更多社區支持的服務。
而根據修法後的第 23 條也明定，社區支持服務應依「多元連續」服務原則辦理；地方主管機關也應自行、委託、補助或獎勵機構、法人或團體提供全日型、日間型、居家型、社區型或其他社區支持服務，以建構妥善之社區支持機制。另外，也應提供病人家屬心理衛生教育、情緒支持、喘息服務、專線服務及其他支持性服務。
困境三：醫療端預算是社區端的 10 倍 社區支持人力不足
另外，目前精神疾病相關預算不僅少，又高度集中在醫療端。王婉諭就曾整理，以衛福部心口司（現為心理健康司）整體預算來看，2018 到 2020 年扣除口腔衛生、成癮戒治、家庭暴力等預算後，精神疾病防治經費約 2.3 億，僅佔衛福部總預算的「千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精神照護系統登入的精神疾病患者約有 13.9 萬人，其中醫院、精神護理之家收治約 2.6 萬人，剩餘的 11.3 萬的精神病人皆生活在社區中，但從 2020 年預算來看，社區端預算僅 13 億，是醫療端的 1/10。
許多社區支持其實都是由民間自主闖出來，包括會所、社區家園、照顧者專線等等，王婉諭直指，政府過去態度比較像沒辦法做、不願意做，於是用委託補助方式鼓勵民間做，「但成立一間會所，補助可能只有 10%，剩下 90% 都要自籌，其實很難有量能再去籌措第二間，所以各地社區支持量能其實非常非常少。」她強調，這次修法要求重視社區支持的服務內容，並且相關資源、預算編列都要到位。
不僅預算不足，連人力也吃緊。王婉諭也指出，衛福部最主要的精神社區服務為「社區關懷訪視計畫」，透過社區關懷訪視員訪家協助精神疾病患者，但每人負擔案量過多，已經是長久問題。
在修法通過後，衛福部心理健康司前司長諶立中曾公開表示，預計 2025 年，在全臺設置 71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簡稱：心衛中心），並將聘用 1000 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人數較從前增加 10 倍。
此次修法也要求各地方政府的社區心衛中心負責個案管理、心理衛生促進、教育訓練、諮詢、網絡聯結等，協助患者能順利與社區支持資源連接。各地方政府也應結合衛生、社政、民政、教育或勞動機關，建立社區支持體系。
「現行的心衛中心有這麼多問題，就是他們就太注重 KPI 了！」身為居家護理師及精障者家屬的王育慧指出，國內整體訪視制度失靈，公衛一個人照顧上百案，被賦予的任務就是醫療，只要有醫療就好；而在健保制度下的居家治療，醫院為了成本考量，居家護理師一天要訪 5 個個案以上，「訪視哪有什麼困難？有活著、有在吃藥就好，但如果你要連結外部資源，像是就業、生活自立等，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時間，生命的改變才是最困難的。」
她接著指出，受限於訪視精神病人的健保給付很少，不足以支撐精神居家護理師獨立開業，目前社區缺乏專責精神照護的精神居家護理所，那心衛中心就應該負擔起這個功能，但目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心衛中心是政府社區訪視政策的一環，這個起點非常重要，但她強調，不應該過於注重績效、限定人數，未來調整應該保有彈性，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變觀點，「由於障礙者面臨不同困境，制度應該要允許各種奇怪的工作方法可以發生，鼓勵工作者發展多元的支持模式。」
此外，民間團體不斷呼籲，應該拉高心衛中心層級，廖福源解釋，心衛中心就是大的個案管理師，像是仲介，將社區的資源介接給個案，他應該要能整合警政、消防、社政、教育、勞動等各單位的支持服務，才能避免各單位、各服務之間各管各的。
臺灣許多康復之家或社區中心都是私人機構，有自己的評估系統，個案常會遇到被拒收的問題，張朝翔認為，「心衛中心應該要有最高的權限去橫向連結、調動資源。」下一步心衛中心的挑戰，應該是像香港一樣，直接由心衛中心做資源的分配跟管理，統整區域的資源，並且評估個案需求，當真的有需求時，就應該協助進到機構裡，讓資源網絡動起來。
即便修法通過，後續是否真的能落實也有待觀察，廖福源就表示，「沒有預算、沒有計畫都很難做，現在都是先喊出來，政府到底有沒有預算跟人力去撐出修法之後新增的資源，還不知道。」
困境四：未能入法的「同儕支持」
此次修法仍有些遺憾，例如精神障礙者不斷倡議的「同儕支持」未能入法。同儕支持意味著由病情穩定且受過訓練的精神疾病患者，來幫助其他患者，由於擁有相同的經驗，也更能感同身受，幫助彼此，目前英國、美國、澳洲等都已經實際操作。
「同儕概念不是我們需要被治好，而是我們的人際被剝奪，這其實是個返還的概念，我們盡可能創造支持網絡。」李昀表示，自己的租屋處就常成為身邊病友無處可去的避難所，「你今天想自殺就來我家住，不用只能被迫去醫院，你今天沒飯吃，我就送飯到你家，這都是我們自己發展出來的支持方式。」透過這樣聚在一起的互動方式，即使不特別做什麼，「他們就會覺得很安心。」
王修梧、郝天行等人則成立臺灣失序聯盟，期望透過過去彼此支持的經驗，成立更有效的同儕支持系統。「我們一直主張把同儕支持入法，但最後就是沒有入法。」王修梧無奈表示，「之前會議上，衛福部回應：『同儕支持當然很好，但因為在有限的資源下，應該把專業的都先佈建起來，再去做其他的。』」
他強調，同儕支持入法才會有資源，讓這些失序者可以使用分配，建立支持系統，但精神障礙者的經驗不被重視，「現在的修法方向，就是讓社工主導，沒有我們的參與，又要幫我們做決定。」
除了這些困境，精神障礙者有更現實的問題要面對。李昀就指出，自己身為倡議者，很容易就被貼上標籤，「出來（為障礙者）發聲，因此找工作有困難。」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污名，會直接反映在公司錄不錄取、房東願不願意租房的現實問題，「甚至是你狀況不好被迫住院，你的工作就很難持續，你也很難解釋你為什麼消失一個月。」
伊甸入家服務 著重團體溝通而非治安管控
修法後的精神衛生法正嘗試補破網，但早在修法之前，其實民間團體就自己闖出多元的支持模式，例如伊甸活泉之家的敲敲話入家團隊，當因為精神狀態而出現家庭危機時，透過團隊實際進入家中，陪伴障礙者及家屬度過危機。
對郝天行來說，這（敲敲話入家團隊）是真正讓她感到有幫助的做法，「像是我以前一回家就會進房間，避開跟我姑姑見面，不想讓她看到我不好的狀態，但入家的時候，我可以聽到她的想法，她其實很愛我，不想要我假裝快樂。」
「入家服務不是聚焦在一個人身上的病理問題，而是在聚焦一個團體內部發生了什麼事，生活過得怎麼樣。」郝天行分享自己卡住的生活困境，她的姑姑則分享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的焦慮，透過對話理解，「他們不是用病理化看待你的行為，但許多政府機構，其實比較是評估你帶來的治安風險。」
王修梧也是郝天行入家服務的一環，互為彼此的精神支持。
他們在大學時候認識，當時的王修梧離家南下求學，他在大學受到更多思想啟蒙，像是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我開始發現，其實除了同性戀之外，還有更多骯髒的性呢！我也是骯髒的一員，那我們好像也不是什麼少數耶！」因此到大二之後，他便不再有強迫行為。
他跟郝天行也加入性別團體、高雄同志遊行，「接觸這些性別活動之後，我的強迫意念，因為感覺也沒什麼好強迫的，就是化解開來了。」
王育慧：「連巷口魯肉飯店家都是我的支持資源」
另外還有伊甸的精神障礙者會所（真福之家），提供日間服務，透過日常團體生活建立關係，並且發展精神障礙者培力計畫、發展同儕工作者，讓精障者用自己的經驗彼此支持；而同時身為精障者家屬及居家護理師的王育慧，則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小鎮社區支持系統。
居家護理師的任務其實只是到家提供醫療協助，但王育慧堅持多做一點。王育慧從過去一對一的「居家治療」模式限制， 逐步發展出「社區」式的精神照護。不只重視個案的疾病症狀，更逐步協助他們回歸社區，包括建立在地社群支持讓彼此分享疾病經驗，甚至連同其他社區入家工作者合作小旅行，讓不易出門的個案及家屬跨出家門；找到友善僱主建立障礙者工作成就感，逐步回歸職場等。
他們團隊成員總共 6 名，負責 360 名個案，橫跨半個新北市。她舉例，她服務的其中一名個案住在泰山，「精神障礙者活動範圍不會離開這區，我就會運用這小鎮的所有資源，整個泰山都是我辦公室，像是麵攤、超商、市場、圖書館、寺廟、教會，它就是沒有圍牆的社區支持。」
她進一步解釋，每到一個小鎮她就會先去拜訪這些「眼線們」，像是巷口的魯肉飯店家會跟她報備說，「今天誰誰誰來吃飯，吃得太油了，我還幫他多加點青菜。」王育慧說，透過這樣的方式，讓這些個案可以去好好工作、好好吃飯，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們這群工作者就是個案的 WIFI，去連結外界的資源、社會安全網，發展出多元的支持。」
「靠小鎮的力量，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也許我媽媽以後就不會走失，一走失所有人都會幫我找回來。」對王育慧來說，肢體障礙者的輔具是輪椅、電動床，對沒有傷口的心理障礙者，輔具則是一段關係裡的信任感、安全感，「這種看不到卻很基礎的東西，才能幫助他們從斷裂的世界，一步步走出去。」
奇異果劇團：玩得像「瘋子」
除了日常生活的支持網絡，悅萃坊劇團下的奇異果劇團，則透過「一人一故事」戲劇表演的方式，讓障礙者願意分享自己、聆聽他人的困境，並透過身體演繹出來。
奇異果劇團成員大約 10 位，每位皆是精神障礙者，每週練團時，他們會先分享自己生活的小事、暖身遊戲，最後則是分兩組，一組人說出自己心裡最近的困境，而另一組人則試著將這些故事即興演出來，包括找不到工作的焦慮、夾在老師跟媽媽之間的學業抉擇困難等，透過說出來，讓這些痛苦有機會被釋放。
「戲劇就是呈現一個人的生活，吃飯、聊天、讀書，透過邊講邊聽，你會反思到一些新的意義。」奇異果劇團帶領人的劉怡妏表示，在華人壓抑的社會氛圍裡，痛苦很難被說出來，甚至會被認為是想太多，「這其實是雙重壓迫，疾病讓我們很壓抑，而社會文化又再加深我們的壓力，但透過戲劇形式可能可以學著去釋放。」
「他們有話想說但說不出來，或是很多的感受，不知道怎麼命名。」劉怡妏解釋，因此在說故事的當下，會有主持人去帶領他釐清自己的感受，再加上說故事之前的暖身遊戲，他們知道可以信任對方，犯錯了也沒關係，因此會更願意說出自己的感受；而負責表演的人，除了學會理解他人的痛苦，也在肢體表演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經驗。
她接著說，劇團也會設計很多遊戲，比如「大便遊戲」，讓其中一個人當鬼，他要去把大便抹在別人身上，被碰到的人，要重新整理再去抹別人，大家玩到邊跑邊叫，「它其實有些隱喻，象徵著你不想要、很想躲避的標籤，可是我重新整理後變出新的東西，像是有人就變成水晶球，變成愛送給對方，那都是內在很自然的轉化，你可以從這過程裡，看到他們其實內心有好的盼望，有柔軟的一面願意去給予。」
「很多夥伴玩完這個遊戲後就會說：『我們玩得像瘋子。』」臺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監事、奇異果劇團帶領人之一的繆珮清笑說，「瘋子」其實是一個好玩、自由的詞，它並沒有真的那麼負面，像這樣的遊戲裡，他們可以很自在，不用去想到社會框架，可以很放心地去嘗試。
繆珮清表示，自己以前也會無意識地用疾病去看待每個人，但久了之後，反而很自然地去看到每個人個性的差異，而不是把所有原因歸咎在症狀上面，劇團 10 個成員就有 10 個樣子。
她也提到，劇團成立 4 年，有些夥伴成長許多，除了穩定工作，甚至有醫生跟夥伴說，要繼續去劇團，因為讓病情穩定許多；另外一個夥伴則是從不太說話，到後來已經可以跟大家自然地互動，「甚至有天還突然打我屁股，我從來沒有被打屁股打到那麽開心過，他已經可以把自己放出來了。」
臺灣家連家創會理事長、奇異果劇團成員之一，同時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吳金蓮，也曾在這樣表演的過程裡療癒自己，她回憶自己接觸戲劇表演的第一天，「因為我一直都是非常嚴肅地過日子，那天老師放音樂，要大家閉眼睛自由走動，一輪過去睜開眼睛，只有我站在原地不動。」
直到老師牽著她慢慢地帶她舞動，她才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很自然地擺動自己的身體，不被限制。這樣的學習經驗其實很漫長，在過程裡去找到沒有框架的對待，並且回頭幫助自己生病的家人，「我就是不斷地學習，想要找出一個 key，可以幫助我哥哥。」
吳金蓮的二哥罹患躁鬱症、思覺失調症 47 年，她回想起，跟哥哥的互動，過去一直希望把他醫好，恢復成家族裡期待的樣子，「我們長達 5、6 年的時間，都在往這個方向努力，運用所有資源跟人脈，就是要把他治好。」
那天她接到通知，哥哥又發作了，她趕忙去到哥哥家裡，「我進到客廳，突然電話鈴響了，我二哥就非常生氣，因為他不想跟任何人接觸，而把電話線剪掉。」
哥哥拿著剪刀，生氣地大吼：「到底是誰做的（把電話線接回來）？」
我：「是我做的，我只是平常想要關心你。你這樣我會害怕。」
哥哥生氣顫抖地像是隨時要翻桌。
哥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多痛苦？」
我哭著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那一瞬間，長久僵化的關係突然有了改變，吳金蓮的哥哥慢慢放下剪刀，「從那時候我們關係慢慢有改善。」不論是在劇團的經驗，或是長久以來身為照顧者的心得，「在他不斷失敗之後，我們不再逼著他，而是整個家族的人試著去調整心態。」讓他從做家事開始慢慢學起。
拿下「病人」的標籤後，哥哥的狀態反而好起來，吳金蓮的哥哥開始會跟她開玩笑，笑她說「從小就沒膽。」甚至後來哥哥穩定到可以自己重新裝潢家裡，「沒有人相信他可以做到，但他做到了，還自己去挑油漆、議價、談分期付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靠近。」
在哥哥死後，她常常會想到她跟哥哥的對話，「我哥跟我說：『如果有空就要常回來，這裡永遠是你的後頭厝。』到最後，我不再是一個常常管他、評斷他好不好的人，我終於找到從照顧者變回他妹妹的途徑，在我哥哥眼裡，我永遠是他親愛的蓮妹。」
從受害者到改革者 他們都在努力的路上
社區支持有各種樣態，對於到底實際社區支持如何執行，或是規範內容要到多具體、細節，王婉諭則認為，「並不需要特別規定做什麼，應該是政府負責投入預算、人力，讓這些民間團體的量能可以多元地長出來。」
她強調，各個民間團體提供多元性的服務，讓精神障礙者可以隨著自己的能力、喜好，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甚至是國外已經開始做的同儕支持服務模式，不只是以專業人士的身份，更讓這些病友先到醫院端，協助他未來出院，這些未來都可以發展，「不去特別規定做什麼，這很重要。」
「精神病人不是永遠都這麼危險、有攻擊性，這必須持續倡議跟和解，當然這過程不容易，包括我自己也不容易。」王婉諭坦言，這麼堅持推動修法，「主要還是因為我們自己的事情，讓我覺得，如果他在一步一步墜落的過程中，假如得到比較有系統的協助，會不會其實能避免這個悲劇。當然有一部分還是希望能夠找到自我安慰，避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別人身上。」
「但我也沒有天真到覺得一定可以完全沒有（發生悲劇）。」王婉諭說，修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後續政府如何落實需要持續監督，「我覺得沒辦法這麼快，可能兩、三年後有機會看到有些不同，但不太能完全落實。」
不只是她，精神障礙者們也持續在努力的路上。一直到現在，低潮還是會襲來，郝天行笑說，自己還是常常焦慮，但當症狀出現時，朋友會先發現不對勁，知道該怎麼幫她，「以前我瘋起來的時後，會用比較激烈的方式，我的朋友都被我鬧過，很感謝他們還願意在身邊，可能就是拿平常的功德來換。」而王修梧則在一旁邊笑邊點頭，這大概是一種「很麻煩但又很有愛」的支持關係。
創傷可能不會好，它會蜇伏在生命裡，但你會學著怎麼面對它。
「你永遠不知道你 20 歲無法承擔的事情，30 歲有沒有能力了。」李昀同樣也持續努力對抗自己的低潮，今天好一點的時候，她可以站出來演講，為精神障礙者發聲，「我現在不用每天被藥物控制，不用再跟自己說我是一個病人。」不好的時候，她仍感覺自己處在一片荒原，眼見所見都是焦土，「我現在每天都會爆哭，因為過去 10 年都不會哭，人生很痛苦，但我情願清醒地痛苦。」
他們都在日復一日的困境裡，跟自己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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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諮詢專線：1925（24小時）
生命線：1995
張老師專線：1980
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引用資料
本專題為了完整看到精神疾病患者面臨困境樣貌，從司法院判決書系統裡，搜尋相關疾病名稱，包括：認知障礙症、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症、憂鬱症、恐慌症、躁鬱症、妄想症、重鬱症、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同時搭配其他關鍵字，如：精神鑑定、心理評估、刑法第 19 條，將範圍鎖定在有精神鑑定內容，且犯案當下受精神疾病影響的個案，約一萬筆資料。
此外，為了進一步人工分析判決書詳細內容，再縮小範圍到曾經就醫，且為重大刑案犯案者（會有較詳細的精神鑑定內容），約 1000 筆資料，透過人工分析標註每筆資料的家庭或是親密關係困境、疾病史、求學歷程、經濟狀況、工作狀況、罹病時間等，並進一步統整出這些個案就醫的 7 種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