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媒體滾出臺灣！」6 月 23 日，超過 10 萬名臺灣人在凱達格蘭大道參與「反紅媒大遊行」。雖然滂沱大雨讓人動彈不得，參與者並沒有退縮，撐著傘聆聽主舞臺聚焦中國滲透臺灣媒體的演講。離主舞台較遠的地方，也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短講，表達對鄰近大國的憂心：如擔心中國言論審查、一國兩制、民主制度會被摧毀等等，在在顯示臺灣人對於「中國因素」的焦慮愈來愈深。
不久前，臺灣知名企業旺旺與鴻海也因為「中國補助款」捲入輿論風暴。
今年四月，《蘋果日報》引述臉書粉絲專頁「消滅旺中的 87 種方式」，在報導中披露中國旺旺（註）的財報，顯示他們從 2007 年開始，一共獲得來自中國的 152 億（新臺幣）補助款。
旺旺隨即發表四點聲明，表示補助款為中國「招商引資」的方式，不少臺企也有領取。接著旗下的工商時報就刊出〈大陸補貼臺商 鴻海是大戶〉報導，列舉鴻海集團近幾年獲取中國補助款的情形。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記者會上呼應，表示發佈消息的媒體具有政治意圖。陸委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則回應，臺商領取當地補助，並沒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但對於中國是否會基於政治目的，介入臺灣媒體，會加以防範。
邱垂正口中的政治目的，正是輿論關注的焦點。畢竟旺旺與鴻海不光是臺灣頂尖的企業，前者在臺灣經營大眾媒體，後者的創辦人於今年四月宣布將投入臺灣總統大選。
我們調查了所有在中、港上市（註）的臺灣企業（註），共有 42 間公司獲得中國補助款（文末有完整資料）。而旺旺與鴻海集團（註）近年來所獲取的中國補助款為臺企之最。除了被輿論關心的這 2 個企業以外，頂新集團旗下的康師傅獲得的補助款總額也排進第三名。
2008 年至 2018 年，臺企領取中國補助總額前 10 名
註：旺旺 2017 的數據統計至 2018 年 3 月；鴻海集團為富智康集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 3 間公司總和。
旺旺與鴻海前往中國插旗的時間，都在 1990 年代，恰好是中國積極向外資招手的時期。
六四導致西方經濟制裁 轉向華資招手
1978 年，中國推動改革開放，於廣東、深圳等沿海城市設置經濟特區，大力吸引外資。但 1989 年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引起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制裁，改革開放陷入停頓，中國轉向「華資」招手。如香港在 1989 年投資中國的金額，佔外資總投資額的 29%，與日本相當；之後卻迅速上漲，在 1993 年達到最高 48.5%。（註）
旺旺集團正是在此時前往中國考察。起先，他們打算把廠設在珠江，但位於湖南的「華湘進出口集團」卻積極聯繫，希望他們能到湖南的望城縣看看。
現職中國旺旺副總裁廖清圳等人到了望城縣後，發現當地基礎建設並不完善，即便是外連的重要公路都沒鋪上柏油。廖清圳對當地政府提出疑問，對方卻開出相當優惠的條件，例如：協助修 80 米寬的路、半年建好廠、將整個工業區以每畝四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旺旺、改善電力供應系統、稅收政策比照出口型企業的「兩免三減半」（註）優惠。
為了滿足他們的需求，當地政府更召開多次幹部會議，「算清」這些優惠紅利是否能在日後通過稅收進帳。望城縣一年並沒有多少財政預算，但為了答應他們將路修成 80 米寬，湖南省還支付 2000 萬的修路費，當時湖南省修路的預算沒有一個超過 200 萬元。
就連旺旺招聘員工，當地政府也傾盡全力幫忙。1993 年，湖南的第一條生產線即將投產，他們開始徵才，但對員工設了不少條件，像是性別、學歷、身高、年齡的限制等等，引發當地民眾的抵制。原先預計招收 200 人的招聘只來了 50 人，縣政府又替找了 300 多人去應聘。
富士康曾包下河南省近七成進出口額
而郭台銘第一次踏上深圳時，那裡還沒有一個電話可以直接撥回臺灣，眼前所見的是尚未開墾的荒山野嶺。他對深圳官員說：「看得到的地，我全都要。」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莊太量分析，對企業來說，拿土地的好處比拿補助款還好，「你看臺資鴻海郭台銘，他拿什麼跟深圳市政府談？他就說，我在這裡雇你 50 萬工人，你這裡深圳最多的人是我請的，所以你要給我很多土地、政策（優惠）。此外，你看大陸有些地方的工廠，有很多土地，工廠裡沒什麼生產，但拿了土地，就有機會趁土地升值之後賣掉。」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鄭州。這裡過去是以煤炭、水泥重工業為主要發展的地方，GDP 在中國中部敬陪末座。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鄭州市政府為了把富士康請來這裡，花費上億元人民幣財政補貼爲富士康解決用工荒。
《紐約時報》曾披露保密的政府記錄，記載鄭州市政府在多次會議中討論對 iPhone 生產的支持，提供包括基礎設施、勞動力、稅收、出口等優惠政策。
這邏輯不難理解，對不少地方政府來說，一旦引進像富士康這種巨型製造業，就能帶入「三大寶」——就業、稅收、上下游產業鍊。從 2010 年到 2016 年，鄭州富士康累計生產超過 4.6 億部 iPhone。富士康佔河南省外貿進出口的比重也在 2015 年達到最高峰，一共佔了 67.5%，貢獻率為 114.3%（註）
邀過來還不夠，地方政府還得想辦法把金雞母留下來。公開資料顯示，光是 2016 年，鄭州市政府給富士康的補助就有 8187 萬人民幣，名目是「失業保險穩崗津貼」（註），這是指企業若在用工淡季時沒有裁員，就會給予補助款。當年，富士康在鄭州的員工將近 30 萬人，而光鄭州的補助就佔了鴻海集團當年度政府補助金總額的三成。
從地方政府積極地包「紅包」，就可以窺見地方對大型企業的需求。太原富士康園區人力資源部部長郭崢崢曾表示，從 2015 年以來，山西太原富士康園區 3 家單位一共申請領取了近 4500 萬人民幣穩崗津貼。此外，2018 年深圳市政府也發放 2000 萬人民幣給富士康在深圳的子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
中國為什麼要給企業補助款？
當台商領取的中國補助款在臺灣引發爭議，連《日經新聞》對此議題的報導都提到，2016 年由民進黨的蔡英文獲選總統，臺灣再次政黨輪替，北京當局多次增加對臺企的優惠。只是我們檢視數據，除了鴻海集團以外，其他臺灣企業領取的補助款無論是「金額」或是「佔營收比例」都沒有集體上升的趨勢。
針對這波輿論，旺旺迅速指控這是政治操弄。畢竟對於商人來說，政府補助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巫伯雄解釋，全世界的國家為了發展，大多會使用這種手段，「它有幾個目的：第一，政府策略性發展的考量；第二，維持就業、維持國際競爭力；第三，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各行業都有補貼，但不是每個時候都有效。」
一位不具名的中國分析師補充，有時甚至會發生地方政府不暸解補助款被企業用在哪裡的情況，意味著補助款的不透明性。例如，2017 年底至今，河南省南陽市先後引進十餘個汽車產業項目，並打算注入投資與補助，但承接項目的青年汽車卻問題連連，使得整個投資與補助的動向讓人質疑。
而臺灣企業也並非獲取中國補助的唯一對象。「1990 年代，他們吸引外資最大的目的地就是香港、臺灣。如果沒有香港，大陸根本不可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莊太量說。
此外，大部分企業的年報都沒有列出政府補助款的詳細來源。根據現有的公開資料，只能模糊拼湊出可能的遊戲規則。
如產業。根據《新京報》報導，2016 年 A 股上市企業一共獲得政府補助 1655 億人民幣。其中，製造業公司獲得最多的補助款，佔總金額一半以上。汽車製造業則以近 150 億人民幣補助排名行業第一。這個數字恰好說明，為何像鴻海一樣的製造業，更容易獲得中國政府補助的青睞。
跟鴻海同樣為大型製造業的中國企業「比亞迪電子」為例，旗下有四大業務，包括汽車、電池、電子和雲軌（註），目前業務重心放在新能源汽車，是「中國製造 2025」（註）計畫高度重視的產業。日前比亞迪也公告收到深圳市政府給予的 34 億人民幣補助。
臺灣企業拿的補助款有特別多嗎？
註：統計區間為 2012 年至 2018 年。鴻海集團為富智康集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 3 間公司總和。
又例如規模。在臺灣企業中，領取最多中國補助款的前三名：旺旺、鴻海、康師傅，在中國都是一等一的大廠。截至 2018 年 3 月為止，旺旺在中國共有 1 萬個經銷商、35 個生產基地、90 間工廠；康師傅的規模更是比旺旺多上 3 倍，雖然近幾年在中國的規模銳降，2018 年仍有破百個生產基地。而富士康在中國則有超過 50 個廠區，雇用了 120 萬人。
但若將中國本地企業也納入比較，以旺旺集團所在的食品業來看，中國知名食品業伊利與蒙牛也獲取不少政府補助款。伊利獲得最多，其次是旺旺，接著是蒙牛。以營業額來看，伊利的確是最大的企業，但蒙牛乳品的營業額是旺旺的 145 倍，顯見企業規模並非唯一標準。
只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為什麼還要以大量補助款來留住外資？
首先是大環境的變化。中國的經濟成長開始下行，為了穩定產業與就業率，地方政府開始以穩崗的名義發放補助款。如前文提到的富士康，以及旺旺集團在 2018 年獲得安徽省安慶市發放 19 萬（人民幣）、重慶市發放 14 萬（人民幣）；2017 年浙江省發放 1 萬（人民幣）；2016 年湖南省長沙市發放 18 萬（人民幣）等。（註）
如果從中國政策的面向探討，2013 年習近平上任以來，相繼頒佈「一帶一路」、「中國製造 2025」、「十三五規劃」等政策，確實對於部分產業，包含製造業釋出相當程度的利多。
以鴻海集團的富士康工業富聯來說，2018 年 6 月上市後，首次公開募集 271 億人民幣——此為中國 A 股自 2015 年以來最大的 IPO。工業富聯在招股說明書中強調，會積極響應「中國製造 2025」的規劃，聚焦電子智能製造的前沿技術，致力於新產品的研發創新與生產實踐。
事實上，中國各地方政府在中央頒布《中國製造2025》之後，就已開始在地方開設許多相關的專項資金，支持相關產業的升級。像是，工業富聯也被湖南省政府選進「全國智能製造試點示範」。根據湖南省先前的公告顯示，只要企業與發展方向相符，將會「加大財政資金支持」。而這某種程度就說明了，2016 年之後鴻海集團子公司工業富聯的補助款為何有顯著的提升。
學者：當你拿中國的錢，就代表可能被收買
一直以來，臺灣社會針對兩岸的經貿問題，有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是認為政府應該「在商言商」，讓經濟回歸市場機制；另一種是認為中國政府會通過經濟手段，在臺培養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臺灣政府應該以政策清楚規範臺商。
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沈秀華的想法傾向於後者，她強調臺資在兩岸之間，從來就不只是經濟意涵，「在改革開放之後，臺灣人到中國投資，就已經說是『以經促統』的手段。早期臺資對中國的經濟有重要地位，後來（對比其餘外資）就沒那麼重要了。但最近因為中美貿易戰，臺資的政治意涵變得愈來愈強。」
她表示，必須關注台商獲取中國政府補助款的原因，「如果知道中國的錢有統戰意味，那你可以接受被統戰。不過今天郭台銘要選舉，旺旺旗下有媒體。當你拿中國的錢，就代表可能被收買，回來做臺灣媒體或選舉，我該怎麼信任？」
旺旺創辦人對於中國的態度，向來表現得相當明白。2008 年 3 月，他們在香港上市，創辦人接受《商業周刊》採訪時說：「臺灣的經濟一定要靠大陸，這免講，大家不用假仙啦！尊嚴？有錢才有尊嚴，有麵包才有尊嚴，不然有什麼尊嚴？」
他也曾在一場電視系統併購的公聽會上，針對自己曾違法收受中國新聞置入的資金，被罰款 180 萬新臺幣的事件直言：「為什麼不讓我們賺光明正大的錢？為什麼要讓我們賺偷偷摸摸的錢？當然這是過去的一些陸委會規定什麼，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認為，應該讓我們去賺這個錢。」
但愈來愈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旺旺集團與中國的關係。2011 年，旺旺確定買下中時集團（註）前，就在臺灣引發大規模反媒體壟斷的示威，他在中國的眾多投資是否可能影響媒體報導的立場，也受到關注。
至於設廠對當地影響動輒得咎的鴻海集團，郭台銘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很多人說商人無祖國，我覺得市場就是我的祖國。全世界最大市場就是中、美兩個地方，我們不去那，要去哪裡呢？」他心目中最大的兩個市場為了留下鴻海，都曾祭出高額補助款。（註）
郭台銘對於他在中國的投資會影響總統大選的質疑，一向不以為然。他曾告訴媒體，中國若要以關廠來要求對等談判，「我一定會搬到更有競爭力的地方」；在國民黨初選的政見發表會上，他也強調自己絕對不會被中國綁架：「富士康隨時有能力轉移生產基地，全球接單全球生產」，還諷刺旺旺集團「卑躬屈膝迎合中國大陸」。
但富士康六月中卻在官網發表聲明鄭重澄清「撤離」說法，並強調：「富士康自 1988 年投資大陸，31 年來伴隨改革開放步伐，與大陸共同發展成長；未來，富士康仍將持續扎根大陸，深耕發展。」
中研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在《尋租中國》提及，「臺資一直是中國對臺統戰的重要媒介，首先是對臺宣傳的價值。在博鰲論壇上，習近平再忙也要抽出十分鐘接見臺商代表。⋯⋯臺灣人身份資本在中國的可兌現性受到質疑，但是它作為一個象徵符碼，在臺灣媒體上被大肆報導，造成有利於北京的形象宣導。」
事實上，臺資的政治意涵一直都是中國的籌碼。例如 2001 年之後，中國和臺灣相繼加入 WTO，按理來說，中國必須履行國民待遇原則，也就是對本地企業和外資必須一視同仁。但時任國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回應臺灣優惠問題時，就引述前中國總理朱鎔基的話：「承認是中國人，大陸就會願意對臺灣同胞讓利」。
「自由港」香港，是否已經受到中資影響？
近期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反送中」抗爭，如那句著名的口號「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意涵，臺港兩地的民眾在某種程度上，對涉及中國的議題有著特殊共鳴。但無論是歷史發展或是現階段政治現狀，兩邊還是有著差異。另外，光從外資政策來看，香港並不以屬地主義限制資金，但中國資金在臺灣的投資，是受到限制的。
1993 年，香港股市的前 15 大市值公司，只有中信泰富一家是中國企業。如今，已經有 8 家都是中國企業。也就是說，在香港做生意，現在已經很難繞開中資企業。
綜觀歷史，香港社會的強勢資金曾經過多次流轉，從英資、港資，到現在的中資，一方面這是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所具備的開放性，另一部分也反映當下政治局勢。
對於資本流動，莊太量傾向於站在「市場機制」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人為限制，「香港是自由港，不限制資金來源。你中資來了，可以給人民高工資，我們歡迎；你中資的電信公司來，可以給便宜的電話費，我們歡迎；你中國的銀行來，可以給便宜的貸款買房，我們歡迎。我們是市場主導，今天你資金從哪來的，根本不重要。香港沒有抗拒啊，給我好處就可以。」
但中資投資港企，恐怕也不是全然沒有政治意涵。香港回歸以前，中資對於香港的投資是具備政治性的，協助主權移交的過程可以更為順利。
1982 年 9 月，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香港與鄧小平會面，兩人開始針對香港問題進行接觸。隔一年，中國對香港的投資有了顯著提升，更大幅擴大對香港製造業的投資。當時，中國所參與的值得注意的投資項目包括中國銀行大廈、海底隧道，以及對國泰航空的部分收購。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投資，試圖增加香港對回歸中國後，依然可保有現有經濟體制的信心。
至於回歸之後，它甚至成為另一種政治性展現。原先為港資企業的俊和發展集團，2014 年被中國新維投資買下，開始對佔中運動的立場趨於強烈反對。2014 年 10 月 9 日，俊和發展集團寫信給香港的四間大學，表示對於這些大學的學生領袖與教授參與佔中運動，深感失望，接下來將撤銷約 510 萬新臺幣的獎學金。
此外，日前在《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中，原先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希望了解條例的正當性。最近他突然改變立場，表示撤回申請，接著強調自己是「愛國愛港」的商人，以及「一貫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
莊太量補充，不排除資本是有可能影響本地政治，「如果你是中資做事，在選舉的時候，他會指定你說投誰。但我還是覺得這是個人選擇，如果你不喜歡，那就別去中資公司做事。」
官方讓利的對象，逐漸從「臺商」擴大到「臺青」
2018 年，國台辦頒佈「惠台 31 條政策」，內容主要分成兩個重點，一個是繼續針對臺資企業給予優惠與補助，另一個是廣大「臺灣同胞」到中國學習、創業與就業的相關優惠。前者與過往「招商引資」大同小異，後者則顯示出近年官方重視的新方向。
「惠台政策一點都不新（註），它是一個整合型的政策，過去就有，現在只是拼出來。所以你說臺灣對於中國有沒有價值？一直都有。現在臺青、臺生、臺師都是大量吸引的對象。中國從過去就一路吸引臺灣人，那他吸引怎樣的臺灣人，就代表他看重的是什麼。」鄭志鵬說。
沈秀華補充，中國政府近幾年採取「人數」策略，吸引的對象已經從商界擴大到各年齡層。
中國的對臺政策，若以時間區分，大致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招商引資」（1990-2006）、第二個是「交流讓利」（2006-2015）接著就是「普惠融合」（2015-迄今）。
在「普惠融合」階段，可以看到像是「惠台 31 政策」、「臺灣學生憑學測均標成績申請中國大學」、「兩岸青創基地紛紛成立」等優惠措施接連出台。
我們進一步分析「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全國臺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簡稱臺企聯）網站刊登與臺商有關的新聞稿，從中發現中國對臺講話有了相對應的轉換。
國台辦談話熱詞出現次數變化
資料來源：國台辦網站
以國台辦新聞稿為例，2012 年至 2014 年強調「中小企業」、「經濟」、「交流」等辭彙，但從 2015 年開始，「青年」、「創業」、「新創」等詞彙迅速爬升。這樣的趨勢同樣出現在臺企聯的新聞稿裡。
今年一月，習近平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40 週年」，裡頭特別提及「歡迎臺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與此同時，國台辦發表一則聲明，羅列對號召臺青的政績展現，像是「800 多名臺胞考取（中國）大陸諸多熱門行業職業資格，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今年又新增 23 個、累計達到 76 個，共入駐或服務臺企及團隊約 2000 個，逾萬名臺灣青年在此逐夢、圓夢。各類企事業單位今年共為臺灣青年提供超過了 2.5 萬個就業實習機會」。
近幾年， 中國官方也鼓勵企業為臺灣人提供更多實習機會，每年至少有 5000 個就業和實習機會釋出，並且可以享有就業或實習津貼。比方說，首次到廈門參加實習見習（1 個月以上）的臺生，給予一次性交通費補貼人民幣兩千元，或是只要參加實習實訓的臺灣大學生，就可給予每人每月不低於 500 元的補貼。
向臺灣青年兜售「中國夢」，成功了嗎？
中國的招攬對象瞄準青年，而這幾年赴中工作的臺灣人面貌也愈來愈年輕了。根據主計處公布的數據，從 2009 年開始，30 歲以下的年輕人前往中國的數量確實有了些微的爬升。同時，另一個明顯的差異在於 30 歲到 49 歲的人，開始下滑。
青年赴中國人數占比微幅上升
資料來源：主計處赴海外工作人數統計、主計處人口統計
2012 年，來自高雄的連憲成，雄中畢業之後，就以學測成績申請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就讀。當年跟他一樣錄取上海交大的臺生，還有另外 23 名。在他入學的前兩屆，人數都沒有超過二位數，分別是 3 名與 7 名。
儘管人數說不上太多，但顯著攀升的人數，還是與中國官方的政策相關。2010 年，中國教育部首次開放臺生可用學測成績「頂標」申請，2011 年將標準降至「前標」，去年再度將標準降至「均標」，隨著標準逐漸放寬，臺灣學生的人數也逐漸攀升。根據統計，2018 年有將近 7 萬名臺灣考生符合申請資格。
在學測成績開放之前，臺灣學生大多是通過另外四種方式進入中國的大學：港澳臺聯招、直接考中國高考、個別學校單獨招生，或是以大學學歷申請試讀生。其中港澳臺聯招與個別學校單獨招生是比較多人使用的管道，但這些申請者更多是當地臺商子女。
連憲成的父母是在北京的中小企業臺商，相對同齡的同學，他對中國的社會環境更為熟悉。他說自己決定到中國唸書，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可以用學測成績申請大學，方便很多。他補充，自從高一從媒體與父母口中得知這個資訊之後，就確定要通過這個管道申請中國的大學。
同時他也觀察到，臺灣學弟妹逐年增加，因此成立「上海交大台生聯誼會」，「這就類似於臺灣的大學裡雄友會這種，定期聚餐、辦活動。如果學校希望在臺灣招生，也會到臺灣辦分享會。」
就讀上海交大期間，連憲成會在寒暑假期間，回到雄中、雄女辦分享會。他表示臺灣高中生們大部分還是關心比較實際的問題，像是怎麼申請，或是課業是否跟得上，政治問題反倒不多。
2014 年 3 月 18 日，臺灣社會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參與運動的成員不少是年輕人。連憲成的朋友們也有參與，但他當時人在上海，是在網路上密切關注這個運動，「當時我有跟我朋友說，愈是這樣，這裡對臺灣青年的政策會越優惠。到後面這件事也算是印證了。其實這也很合理，不會來大陸的就是不會來，那會想來的，就是多一個實際層面的東西驅動他去做這件事。」
長期觀察中國對臺政策改變的沈秀華表示，太陽花學運使得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與臺灣年輕族群的距離，接著調整策略，希望吸引到這一群人。
中國國務院就在 2014 年 9 月喊出「大眾創業、草根創業」、「萬眾創新、人人創新」等口號。過沒多久，各地方政府相繼成立兩岸創業基地，除了提供空間、住宿，也喊出會為臺灣的新創團隊，提供優惠措施。
只不過，起初創業優惠政策喊得風風火火，過了幾年再回頭看，就會發現大部分「兩岸青創基地」運作的並不是太成功。
2015 年，李世廣（化名）曾在南京協助運營青創基地。他表示，這幾年官方已經很少談「創業」，主要是國台辦授牌的單位，做出成績的並不多，「很多地方做這種青創基地，只是跟著（中央）政策走，這種先天就沒有重視的基礎。實際上，對地方來說，吸引這些沒有基礎的新創企業，對當地的經濟（稅收）一點幫助也沒有，就是一個政策風向。更何況，這其實是個一門專業。如果當時各地的招商局有認真在做，還是有好的可能性。」李世廣提到目前運營得還不錯的創業基地，大概只剩東莞和福建。
實際上，不少新創團隊，起初確實衝著優惠和市場前來瞭解，但最終留下的不多。根據中央社的報導，當地官員就曾表示，「兩岸青年創業政策是有政治目的的，創業失敗沒關係，很多人沒來過大陸，至少來看看」。
「大陸還是蠻重代表性的。早期來說，年輕人對他們來說，不見得是有影響力的群體，後來慢慢也開始需要重視。目前去那就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就包含臺生到那唸書，就會在當地就業，畢竟他們的生活圈就在那裡，這跟早期臺商的脈絡不一樣，以前即便去了十年、二十年，還是會覺得自己去大陸出差。」李世廣說。
「中國是想創造一個好的創業環境、一個經濟榮景的意象，這是中國政權持續的重要性。」鄭志鵬說，目前懷有「中國夢」的臺灣人，更多的是還沒有去過中國的人。
儘管近幾年，中國官方的確通過調整對臺政策與加大優惠希望吸引更多臺青，但在一個資訊流通的年代，臺灣年輕人對於中國的自主性了解，也比過去多了不少。為了追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前往一個大的市場，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可能是再自然不過的邏輯。
以連憲成來說，他從大學開始在中國起步，逐步建立起自己生活圈，未來的就業也以中國為主，他們著眼的，確實就是那些更為實際的因素，「我們也知道他們有（政治）意圖，但他們也確實放了實質的東西。我們作為學生，其實也不太在意意圖，反正就是求學找工作，基本上就是淡化一些政治問題。」
中國把政治意圖包進優惠措施中，來招攬它想吸引的人，已經是慣用手段。只是隨著兩岸政經環境的變化，臺灣人對「中國因素」是更敏感還是更接受？中國的招攬方式還能不能如過去一樣成功？值得繼續觀察。
中港上市公司有 42 家臺企領取中國補助款
資料來源：各家上市公司財報
註：旺旺 2017 的數據統計至 2018 年 3 月；鴻海集團為富智康集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 3 間公司總和。
臺資企業領取中國補助款佔營收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各家上市公司財報
註：旺旺 2017 的數據統計至 2018 年 3 月；鴻海集團為富智康集團、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鴻騰六零八八精密科技 3 間公司總和。
- 文字採訪：陳莉雅
- 數據研究：李又如
- 資料整理：李又如、李昭妟、老皮
- 設計：財妹
- 工程：凱子
- 插畫：獅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