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劉永（化名）擔任兼任教師的第 20 年。巔峰時期，他一週要在 5 、6 個系所上 31 小時的課，現在降為每週 20 小時，雖然仍然忙碌，但至少還有一些休息的時間，為了減少通勤支出，他選擇就近在同個縣市的 2 間學校固定兼課。

在國外取得文史領域學位返台後，他陸續在不同大學的通識中心及人文領域學系擔任兼任教師，最忙碌時，曾上午 6 點半從台中開車到高雄，從上午 10 點上課到晚上 8 點，一天內開車上課 14 小時，深夜還要抽空做研究、或準備隔天課程。

除了教學工作，劉永也要輔導學生作業與參賽，寒暑假也須出席學校會議或研討會。以教學為本職、認真付出貢獻多年，他卻遲遲等不到專任師資缺額，只能繼續當「打工仔」。

像劉永這樣「專職的兼任教師」並非少數。2012 年，監察院調查報告就指出，當年 2 萬 4 千多位兼任教師中，有超過 3 成都是以「兼任教師」為本職的老師。這群老師不僅薪資整體偏低、聘期不穩定，更缺乏研究經費的挹注，因此需靠多校兼任教課維持生計。

根據兼任教師鐘點薪資計算，以助理教授職等為例，每學期至少需兼 12 學分的課，每個月才有將近 3 萬元左右的收入。即使每周需通勤往返不同縣市，對這群老師來說，每一個學分都得把握。

每週 12 小時的教學時間，相較一般上班族不算太長，包括課前備課、課後批改作業，這些都是看不見的付出。同樣是兼任教師的文齊（化名）分析，一堂課通常需要至少 2 到 3 倍的時間準備，現今教學又重視與學生的課外互動，除了改作業、準備上課講義，還需要利用數位平台工具或社群平台，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加強學習成效。

要學、要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只領鐘點費的兼任教師，難免感到力不從心，「會留下來的都是對教學還有熱情的老師。」文齊感嘆。

兼任教師待遇跟 30 年前一樣

綜觀大學院校聘任情形，據教育部公布資料統計，至 108 年度為止，兼任教師有 4 萬 2 千人次，較 20 年前成長幅度高達八成；專任教師人數雖然略多，約有近 4 萬 6 千人，歷年成長率約 19%；而在技職學校，兼任人數則早已超越專任，佔全部師資六成以上。

雖然兼任教師逐漸成為教學主力，待遇卻仍維持 27 年前的水準。高教產業工會 11 月 2 日公布最新普查結果，發現有超過七成的私立學校多年來未調整兼任教師鐘點費。這群老師幾乎承擔了將近一半的教學負擔，但在薪資待遇上，卻遠低於專任教師。

「2008 年我入行時的薪資水準，跟當年我論文指導教授 1993 年入行的薪資水準一樣。直到今日已經 2020 年，這些新進兼任教師的時薪還是 575 元， 27 年來都沒有任何改變。」蔡姓兼任教師說。

「業師」與「非具本職教師」的差異

去年 5 月，臺灣知名導演易智言在社群網站上發文，揭露應母校邀請回校兼任課程，卻未受校方及學生尊重，先是課程因學校費用不足臨時喊卡，後來好不容易開課，學生修課情形卻與學校說明有落差，直言排除工作特地前往學校教課「既是浪費時間、又感覺被羞辱」。

這一番發言，不只是對校方的憤怒，更是對整個高等教育體制的質疑。而一星期兼 2 學分的易智言的感受，卻是普遍兼任教師的「日常」：不穩定的工作、過低的薪資，以及不被尊重的專業。

兼任教師存在的本意，原是希望各領域的專家能提供學生除了理論外，產學應用的學習機會，明訂在《專科以上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裡。這群老師，可能是知名電影導演、企業總經理、或是各領域專家技術人才。在強調產學應用的當代，兼任教師的聘用幾乎是無可避免。

「大學其實很仰賴兼任教師的貢獻。」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戴伯芬指出這群老師不僅能為學術象牙塔注入新生機，也提供跨領域的專業與業界經驗的分享，近年來更成為許多學校招生宣傳的一環，「業界師資的加入對招生當然有吸引力，以就職為導向的學生希望可以透過學校課堂了解業界實務，而音樂領域的學生當然也會希望有大師提供指導來提升能力。」

但這並非兼任教師的全貌。有愈來愈多的兼任老師，在海內外取得博士學位後，尚未找到專任教職前，以鐘點兼課維持生計。教育部將這群不具有其他職業身分的老師列為「非具本職」的兼任教師，但有更多人稱他們為「流浪博士」。

「專任」的兼任教師們

每個周日偉峰（化名）都要離開臺北父母家，回到臺中準備隔天的課程，來回通勤 300 公里已經有 6 年的時間。雖然固定在幾所大學兼課，卻不曾有轉任專任的機會，其中一所學校通識中心也僅有一位專任教師負責行政職位，其餘皆為兼任教師。以兼任教師取代專任缺額、「非典型勞動僱用」情形在部分系所已逐漸成為常態。

相較專任教師，兼任教師多是一學期一聘，即便已任教多年，年資仍然折半計算。校園裡，他們通常有較大機率負責一般專任教師不太想教的共同課程、或開放給系外學生的選修，學生多來自不同科系，兼任教師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調整上課內容與教學方式，達到良好的教學成果。

校園外，他們一樣要花 1.5 到 2 倍的時間備課、批改作業，甚至為了因應學校課綱或教學計劃，需額外進行參訪或評鑑。與專任教師負擔同樣的教學義務，兼任教師卻無法同享相同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僅有兼課鐘點費。

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說，非具本職教師時常會自嘲他們是「專任」的兼任教師。「專任」兩字聽起來矛盾，卻正是能準確描述這群老師現狀的最佳形容詞：拿鐘點時薪「專職」在不同大學從事教職。

從教育部公開資料也可以發現，人文藝術及共同教學中心課程有較高比例非具本職老師任教的情形，英文、體育、歷史或跨領域通識課程，時常都能看到這些老師的身影。

輔仁大學景觀系主任顏亮一也觀察到，一般學生並不了解專任教師與兼任教師的差別，「在學生眼中，只有好老師與壞老師。」他分享，有許多受歡迎的課程是由兼任教師負責，每到了加退選週，教室門外總是大排長龍。

然而，受歡迎不一定是件好事，不管是教 15 位學生或是 50 位學生，兼任教師領的都是同樣的鐘點費用，近年學校開課班級人數攀高也越來越常見，文齊以她教學的語言課為例，就從 3 個班級併成 2 個，可以兼任的課堂數也隨之變少，如果要維持原本的收入，兼任老師就會需要再去找其他任教機會，補足原本減少的鐘點。

「同酬」成本不到 10% 卻僅有 34 所私校願意

戴伯芬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書中提到，一般專任教授基本授課學分為 9 學分，但如果聘請兼任教師教授相同課程，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專任薪水。

根據教育部公開資料計算兼任教師薪資分布，發現多數兼任教師薪資集中在 4 萬元以下，較專任師資起薪 56580 元仍有一段距離。少數老師每週兼課至少 25 小時以上，才能到達同樣的水準。

過去 20 年，大學兼任教師薪水總計調整 2 次，調漲幅度大約 2 成，但比較物價水準及基本薪資調幅，兼任教師普遍認為目前薪資水準偏低。雖然不需負擔輔導、研究責任，但每學期需至少負擔專任教授 2 倍的教學時數，才能維持基本生活。加上每間學校會將兼任教師兼課學分數限制在 4 到 8 學分，教師通勤到多所學校任教的情形相當普遍。

不只專、兼任薪資有別，公、私校也有差異。雖然教育部 2014 年公告調漲兼任教師薪資，但只對公立學校有約束性，私校可以考量本身財務狀況，決定是否跟進，此舉讓私立學校教職人員薪水與公立學校脫鉤。有不少私立學校 27 年來以經費不足為由凍漲薪水，與公立學校落差約 15%。

根據高教工會調查，雖然 2018 年教育部修正《專科以上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補助差額一半的方式，鼓勵私立學校調升給兼任教師的薪水，但過去 3 年僅有 21 所學校申請，總計有 34 所學校調整至公立水平。

高教工會指出，凍漲的學校顯然非「財務狀況不佳」。根據 108 年度資料，70 所未調整兼任薪資的私立學校中餘絀最高前 10 名，若要調整兼任教師鐘點費到與公立學校相同，要增加的開支僅佔餘絀金額約 1.2 - 8.3% 之間，控訴學校是惡意剝削校內權益弱勢的兼任教師，質疑教育部監管力量不足。

比起自身權益，更怕無端丟了工作

除了薪水，無續聘保障的工作為兼任教師帶來更多的不安。

偉峰回憶他剛念完博士回臺灣時，在僧多粥少的高教環境裡，因缺乏人脈與經驗，「一學期只有不到 8 學分的課，收入不到 18000 元，只能靠過去的存款過活。」而到了學期末，就是他最緊繃的時刻，因為這份工作下一學期是否有著落，他並沒有把握。

「開課與否學校也不會通知，很多時候是到了下學期要開學，打電話過去問才知道課不會開了。」遇到這樣的情形，兼任教師也只能摸摸鼻子，趕緊再找下一個機會，更遑論追究停開原因。「學校大部分會回應是因應課程調整需求，但實際上是因為什麼原因不續聘，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偉峰說。

擔任兼任教師超過 20 年的陳姿瑤也提到，每次到了學期末，就會看到一些兼任老師小心翼翼的與系所辦公室打聽下學期課程安排。她認為，近年各校預算縮減，學程計畫中止是常有的事，但多數情況，她也希望學校應盡早讓兼任老師知道下學期排課狀況，一旦有變動，雙方也好安排其他機會。

高教工會指出，相較專任教師解聘要參照《教師法》相關規定，並經過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才能通過，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位階僅是行政命令，且缺乏罰則，無法實質保障兼任教師的權益，「即使兼任教師請假、代課都按規矩來，仍要冒著不被續聘的風險，因為學校從來不會主動告訴你不續聘的理由是什麼。」

教育部修法保障卻適得其反

2016 年 9 月，教育部提出修法，計畫將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保障範圍，強制要求學校為鐘點教師保勞健保，解聘或不續聘也須按勞基法標準預告，衝擊了現有學校人事聘用方式與成本。

此舉讓各大專院校開始調查校內非具本職教師的數量，並在隔年（2017）暑假傳出多所學校非具本職教師不被學校續聘的情形。高教工會辦公室主任陳書涵描述當年兼任教師人人自危，「有許多老師急著找外面工會加保，為證明自己不是非具本職教師，甚至有老師自己跟學校要求不用加保勞健保，以免丟了工作。」

不僅如此，教育部 2018 年雖修法規範學校應保障兼任教師請假權益，也難在校園落實。兼任老師一旦生病，除了要自行尋找代課老師、負擔費用，心裡也早有下學期不被續聘的準備，「學校不喜歡常請假的老師。」文齊說。另一位兼任教師也提到，兼任教師的身份代表工作不穩定，「許多老師會選擇不生小孩。」

學歷貶值、鐵飯碗、補助經費失衡 造成高教困境

細究兼任教師的困境，是過去 20 多年來的歷史共業，主要有三大問題：教職人才供過於求、新人難獲教職機會、教育補助失衡。根據國家實驗研究院的研究顯示，臺灣博士過去的就業管道以教育為主，其次是製造業，近年隨著大學教職缺額的緊縮，要找到正職工作已不容易，除了流向產業界，教育產業裡較常見的工作類型包含博士後研究、專案教師及兼任教師，都是缺乏工作權保障的不穩定就業。

戴伯芬直言，臺灣高教的惡化，其實是整個社會造成的問題。「過去社會普遍存在高學歷、高收入且高社會地位的刻板印象，只要好好念書，就可以脫離貧困的勞動底層，成為專業的白領階級。」

但錯誤的教育政策、錯誤的家庭投資、學校錯誤的擴張，又缺乏對人才培育的合理控管，讓新科博士一畢業就要面臨「流浪」的命運，「這是一個系統的惡，而非個人的問題。」

88 學年度，已有超過 1 萬 2 千多人在全臺近 420 所博士班就讀，之後幾年人數仍持續上升。然而專任教職並沒有因為高等教育的普及而有顯著增長。比較教育部統計資料，在 1990 年到 2019 年間，大學學生人數擴張約 210 %，專任教授卻只增加 167 %。

「高教擴張」後帶來的過飽和，導致學術人才供過於求的現象也在 2005 年前後浮現，年輕學者勞動條件下滑、工作競爭更激烈，也影響了國人就讀博士的意願。據科技與人才中心資料顯示，博士就讀人數自 2010 年後逐年下滑，畢業後從事教育產業工作的比率更較 10 年前衰退了一成。

除此之外，廣設大學也讓大學體系更容易受到出生率暴增與暴跌的影響。赫伯．柴爾德瑞斯在《兼任下流》一書中提到，2010 年後新生人數蕭條，過去為容納學生所擴充的學校服務與校舍，在新生人數崩盤後成為學校龐大的負擔。在高等教育的固定成本不變的情形下，兼任教師成為整個體制的「避震器」，以應付週期性人口變化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教師是「鐵飯碗」 新人卻難以進入

教育部官方資料長年缺乏對兼任教師的調查與了解，直到 2012 年監察委員申請主動調查，才首次讓這群「專職的兼任教師」曝了光。據報告指出，有 34 % 為非具本職的老師，以 35 到 45 歲壯年族群所佔比例最高。比較同年度專任教師年齡組成，可以發現年輕一代踏入高教產業面臨更大的競爭，而專任教師組成則逐漸老化。

戴伯芬指出關鍵在於高教師資「類長聘」現象。據《大學法》及《教師法》規定，大學專任教師雖然普遍採取 5 年一聘，但除非是違反《教師法》規定等不適任的原因，一旦聘用後，幾乎都是長期聘任，造成大學校園內師資人才流動緩慢，沒有經費聘任年輕、有教學熱忱的老師。

除了穩定的工作，研究資源的分配也與專、兼任身分息息相關。未取得專任教職前，兼任老師不具有申請國科會或教育部補助計畫的權利。缺乏研究能量，便難以提升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

高教經費增加，補助項目卻失衡

大學問網站執行長魏佳卉長期關注臺灣高教發展，觀察到不只兼任教師，專案教師的數量也在急遽增加，「這些都是臺灣高等教育出現問題的『病徵』。」認為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大學補助經費分配的問題。

過去大學收入以「學雜費」及「政府補助」為主。魏佳卉研究過去 10 年政府編列的高等教育經費，雖然整體預算從 795 億增加到 1,007 億，增幅達 26 %，大學卻反映經費不足。仔細探究原因，發現是補助項目失衡問題。近年教育補助項目逐漸偏向教學研究補助，減少常態校務基金補助的比例，讓學校在政府收入這塊，有更多不確定性，轉而依賴學雜費的收入。

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下，公私立學校皆面臨補助項目的失衡、學雜費凍漲，缺乏穩定的經費來源的問題，難以做出較長遠的校務規畫，首當其衝就是專任教師的聘任。

「以學校的角度，如果聘任老師的經費不穩定，就會以解決短期人力的思維，來規劃師資聘用。」魏佳卉直言，學校聘用一位專任教師，一年的成本就是 150 萬。當第一線兼任教師權益牽涉到學校現有資源分配，在明確高教方針出爐前，很難視為單獨的勞權問題。她舉例教育部目前的對私校的補助多與註冊率有關，因此學校的重心會以招生為優先，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教師權益與教學品質較容易被犧牲。

她建議政府要重視私立學校對高教人才培育的貢獻，除了調整補助項目的比例，讓表現良好的私校有更多資源提升教育品質、對於經營困難的則應要協助退場轉型。2020 年私立大學校長會議結論也呼籲教育部應放寬大學自治及學雜費調整，讓教育回歸市場機制，學校才有足夠的預算發展特色教學。

對此，高教工會有不同想法。陳書涵說，臺灣高等教育長年資源不足，導致私立學校有 6 成支出皆仰賴學雜費，少子女化浪潮襲來，財務當然會出了問題。若鼓勵市場化經營學校，恐怕只會讓師生權益受到更多威脅，「學校如果把學校當成企業經營，一定會想盡辦法將利潤最大化，怎麼可能會投入更多預算在聘請專任教師呢？」

她舉例有不少辦學不佳的學校，不僅苛刻對待兼任教師，連專任的薪水也發不出來，「教育部懲罰性不給經費的結果，反而害到了第一線的師生。」陳書涵認為社會跟政府都要調整思維，把高等教育視為公共資產與服務，充足基礎經費，才能保障第一線師生權益。

不只勞權問題 兼任教師是高教崩壞的警訊

兼任教師的困境，同時也是高等教育的困境。從生師比數字的惡化，也可以看到師資聘僱對學校教學品質的影響。生師比數值愈高，代表一位老師需要負擔教學愈多的學生，越難以關注到每一位學生的需求。

根據教育部資料，2017 年 OECD 國家平均生師比為 15，遠低於臺灣平均 21。即使近年因為少子女化關係，學生人數較巔峰時期少了 14 萬人，仍出現生師比上升的情形，而私立學校與技職體系皆高於全國平均，顯示學生擁有較少的教育資源。

除了教師員額不足，反教育商品化聯盟也點出近年常有學生反映選不到課、班級人數越來越多的現象，顯示學校節省開課成本的方式，已經影響到學生受教權益。

戴伯芬也感嘆這群兼任老師是生不逢時，「我如果晚 5 年進入高教職場，也許也會跟他們一樣，找不到專任的機會。」曾任系主任職，她也看見高教環境並未善待這群老師，呼籲現有教育最基本應保有對專業人才的尊重：「我們是在幫國家篩選優秀的人為國家所用、為社會所用，應該要好好珍惜這些人才。」

補充性人力當專任用 教育部：不應是常態

教育部今年（2020）公布新的生師比新制，要求各學校校系生師比需從過去 40 : 1 降至 35 : 1 ，意味著要增聘更多專任教師，許多系所直喊吃不消。高教司長朱俊彰回應，「實際上我們整體補助的經費並沒有改變，但我們希望透過經費挪動去鼓勵願意改善教學品質的學校，藉此引導更多學校聘請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就是補充性人力、或根據特殊專業需求做聘請，並不能取代專任教師的功能。」朱俊彰說 2017 年的修法已將請假、勞退與勞健保等基本權益，納入《專科以上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做保障，應不存在教師權益疏漏的問題。「兼任教師享有跟專任教師相同的救濟方式，只要在聘約期內，都能同等獲得保障。」但他也坦言，兼任的定期契約很難與專任教師工作權益做比較，如遇到學校針對吹哨者的「秋後算帳」、威脅兼任教師既有的工作權利，教育部人事處可再研擬要如何應對。

「讓兼任聘僱正常化是教育部目前首要的目標，」朱俊彰強調兼任教師應回歸其功能，「所以人數減少是正確的。」但相對應也要增加專任聘用的員額，讓合適的人才被放到對的位置。

而對於部分學校出現專案當專任用的情形，朱俊彰表示這些少數應視為個案而非常態，教育部會積極介入處理，以康寧大學為例，康寧大學曾傳出由專案或兼任教師擔任行政職，如果已暸解學校招生狀況不佳，教育部並不會強制要求要增聘教師，但該給老師的薪資及退撫待遇都不能少；同時也會要求學校提出校務改善計畫，往轉型或退場方向調整。

教育部的「積極」 教師感受不到

放棄尋找專任的機會，是多位接受訪談的老師共同的想法。作為第一線教學人員，他們看見高教環境的急遽改變，不只兼任，專案教師也逐漸常態化，讓他們對現存的體制已不抱期待，只希望政府能給予應有的保障。除了現有法規應加入罰則，高教工會建議鐘點費也應調整到符合現在物價漲幅的水準。

曾擔任專案教師多年，後來轉成兼任教師的偉峰坦言，相較專案教師時常會被學校要求肩負額外的行政工作，他認為兼任教師不一定如外界所想的坎坷，「至少有掌握自己時間與教學的自由」。只是缺乏經費支持與時間，兼任教師很難維持研究能量，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注定敗下陣，「只要你在這裡待一定的年數，就不太可能再回專任。」這樣的結果，讓他坦然接受了兼任教師這個身份，也不打算再找專任的機會。

雖然認清了高教環境的現實，但偉峰氣憤的還是政府的不作為，讓兼任教師成為彈性又便宜的勞動力，也聽說有學校為了維持生師比，也不再開兼任缺額，要求現有專任教師或專案老師負擔更多教學壓力，最終危害的還是學生的受教權，「每個教育環節都是環環相扣的，兼任教師只是第一個犧牲品。」